知竹轩

这组精美的祭祀青铜器包括一张器桌和13件酒器，这是目前出土铜禁和共存酒器均保存完整的唯一成套青铜器。铜禁非常稀少（西周铜禁至今存世仅3件），大概因为体积过大，铸造起来耗铜太费，所以一般采取木制，或径以普通几案代替了。柉，读音为fán，汉字，释义为古书上说的一种树，皮可以制绳索。他的第一位收藏者端方在《陶斋吉金录》将其所藏青铜禁命名为“柉禁”，但并未详述其命名的理由。据推测，应是源自东汉《礼器碑》中“笾柉禁壶”的记载。“柉”原为树名，在《礼器碑》中借指杯或碗类容器，将青铜禁命名为“柉禁”并不十分恰当，但自端方以后，已成为该青铜禁约定俗成的称谓。 禁是流行于周代的一类用以承放盛酒器的器物，也是周代礼制中的一种礼器。禁字有禁戒饮酒之意。由于周朝人亲眼目睹了商王朝的灭亡，他们认为夏、商两代灭亡的原因之一在于嗜酒无度，因而将承放酒杯的案台称为“禁”。周朝还发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其中规定：“王公诸侯不准非礼饮酒，只有祭祀时方能饮酒；民众聚饮，押解京城处以死刑；不照禁令行事执法者，同样治以死罪”。 古代禁分为两种：棜，或称斯禁，形状与车舆相近，方形有四周边而没有足，为大夫所用；禁，形状与方案相近，椭长，下面有曲足，为士所用。士所用的禁要高于大夫所用的棜，而天子和诸侯是不用禁的，所以称“以下为尊”。对于出土的文物，大型的承尊器无论是否有足，一般通称为“禁”，而小型的承尊器则被称为“器座”。 柉禁，1901年于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一件青铜夔蝉纹铜禁， 长89.9厘米，宽46.4厘米，高18.1厘米，重32.2kg。器形为扁平长方体，前后各有长孔八，左右各有长孔二，器上尚存放置其他青铜器留下的痕迹。柉禁是自有金石学之后出土的第一件铜禁，此前禁这一类器物只见于古书记载。 柉禁及其他13件同时出土的青铜器于1901年（光绪27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府宝鸡戴家湾，后辗转到了曾任陕西巡抚，时任湖北巡抚当时的金石学家、大收藏家端方之手。端方官至直隶总督，是清末的重要政治人物之一。端方得到这套青铜器后非常得意，不仅请来同僚一起欣赏，还当场摆拍了一张照片——在当时拍照可是了不得的时髦物事，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端方在研究之后，将这套柉禁中的每件青铜器都认真考证及描摹，并收录在了他所著的《陶斋吉金录》中。1911年，四川总督赵尔丰因四川局势失控被免职，清廷命时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端方署理四川...

 凡是到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区的观众都会对入口处的巨大壁画留下深刻印象，这幅壁画就是著名的《药师经变图》。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奇怪，什么是经变？后来才知道就是字面的意思，不是药师，经变，图，而是药师，经变图。“经变”的意思就是佛经的另一种不使用文字的变化表现。药师经变，就是药师经用图画变化表现的意思。和其他宗教一样，帮助治疗疾病是帮助佛教传播的重要方式。目前流通的汉译本，主要有大、小本《药师经》，小本即玄奘大师所译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大本即义净大师所译的《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根据玄奘大师所译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翻译全名作药师琉璃光佛。经中记载，药师佛全身透彻、身蓝色如琉璃，清净无染出柔光，故以“琉璃光”为功德名号；其成就和主管的净琉璃世界亦处处是琉璃净光。在汉传佛教中，将娑婆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合称“横三世佛”及“三宝佛”。汉传佛教寺院、民间庙宇所供三宝佛中，三尊佛俱为坐姿，药师佛为双手捧钵或宝塔，释迦牟尼佛结禅定印或捧宝珠，阿弥陀佛双手捧莲花。比较著名的药师佛庙宇有： 位于中国南京市的鸡鸣寺 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的灵隐寺 位于日本奈良县奈良市的兴福寺 《药师经变》整幅壁画长15.2米，高7.52米，非常巨大。中央当然是药师佛，身后两位菩萨分别手持日轮、月轮，证明他们分别是药师佛的两大胁侍菩萨日光遍照和月光遍照菩萨；主尊身前手拿锡杖、药钵是辅助药师佛行医的药王菩萨和药上菩萨；最上部的六尊小佛是药师七佛中的其余六位；两大胁侍菩萨两边绘有代表药师佛十二大誓愿的十二神将。 这幅壁画来自山西洪洞县广胜寺，这里是佛教东传中国最早的几座寺庙之一，始建于东汉，经历代重修，现基本保持元代建筑风格。这幅壁画也是元代一次大地震重建后绘制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方政府和寺庙都无力修缮广胜寺，广胜寺下寺濒临坍塌。1928年，美国文物贩子华尔纳、普艾伦、史克门等人发现广胜寺下寺后大雄宝殿内的元代壁画，遂与当地豪绅李宗钊等人联络，登门求购。寺僧贞达认为，与其等大殿坍塌、壁画随之毁坏，不如舍画保殿。在与地方官员、乡绅们商议后，将四壁壁画分割剥离，以1600银元出售。 如今，在广胜寺下寺后院东厢房廊檐下还存1929年所刻《重修广胜下寺佛庙记》碑，碑文记载了卖壁画的经过：“去岁，有客远至，言佛殿绘壁，博古...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前，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仰韶文化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仰韶文化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第二个是帮助解释中华文化的源头问题。 谈到现代考古学和仰韶文化，我们要从一个瑞典人安特生讲起。 1874年，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出生于瑞典内尔彻的小镇Kinsta。1901年，在乌普萨拉大学从事极地的研究，并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1901至1903年，安特生两次参加南极考察，归来后发表了大量科学著作，获得国际声誉。他长期担任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兼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1910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11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安特生担任秘书长。 1914年，应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主要负责寻找铁矿和煤矿。安特生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与从英国归来担任所长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一起组织地质调查，并训练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者。1916年袁世凯死后，局势混乱，地质调查因经费短缺而停滞，丁文江与安特生决定调整工作重心，转而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计划得到了农商部及瑞典方面的支持，并促成随后的几项重大考古发现。 1918年2月，安特生在北京西南郊周口店开始考察和挖掘工作。1926年，在瑞典王子访华之际，安特生宣布了两颗人类牙齿的发现。加拿大古人类学家步达生这些化石代表的远古人类命名为“北京直立人”（拉丁文：Homo erectus pekinensis）。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发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1918年秋，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发现一批古生物化石。1921年5月安特生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再次来到仰韶村考察，认定这里拥有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存。得到政府许可之后，10月27日至12月1日，学者们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陶器、石制工具等。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国远古之文化》（英语：An Early Chinese Culture），首次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 1923至1924年，安特生又与中国学者一起，赴甘肃和青海考察，发现了甘肃齐家文化、青海马厂文化等数种文化类型，以无可辩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