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系列-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前，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仰韶文化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仰韶文化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第二个是帮助解释中华文化的源头问题。

谈到现代考古学和仰韶文化，我们要从一个瑞典人安特生讲起。

1874年，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出生于瑞典内尔彻的小镇Kinsta。1901年，在乌普萨拉大学从事极地的研究，并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1901至1903年，安特生两次参加南极考察，归来后发表了大量科学著作，获得国际声誉。他长期担任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兼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1910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11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安特生担任秘书长。

1914年，应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主要负责寻找铁矿和煤矿。安特生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与从英国归来担任所长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一起组织地质调查，并训练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者。1916年袁世凯死后，局势混乱，地质调查因经费短缺而停滞，丁文江与安特生决定调整工作重心，转而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计划得到了农商部及瑞典方面的支持，并促成随后的几项重大考古发现。

1918年2月，安特生在北京西南郊周口店开始考察和挖掘工作。1926年，在瑞典王子访华之际，安特生宣布了两颗人类牙齿的发现。加拿大古人类学家步达生这些化石代表的远古人类命名为“北京直立人”（拉丁文：Homo erectus pekinensis）。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发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1918年秋，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发现一批古生物化石。1921年5月安特生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再次来到仰韶村考察，认定这里拥有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存。得到政府许可之后，10月27日至12月1日，学者们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陶器、石制工具等。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国远古之文化》（英语：An Early Chinese Culture），首次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

1923至1924年，安特生又与中国学者一起，赴甘肃和青海考察，发现了甘肃齐家文化、青海马厂文化等数种文化类型，以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据打破了当时流行于西方考古学界的所谓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开创了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全新领域。

根据中瑞两国协议，中国政府同意安特生将陶器运回瑞典整理研究，在研究完成之后，再将其中的一半归还中国。1926年，安特生在斯德哥尔摩创建了东方博物馆（瑞典语：Östasiatiska museet），这些仰韶文化陶器，成为博物馆的初始馆藏。安特生在此担任馆长。瑞典方面分7次将其中1389件文物退还给中国，目前仍有400多件收藏在东方博物馆。1936年，安特生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中，见到了他归还的文物。后来由于战乱，这批文物下落不明。2005年，中国地质博物馆在库房中偶然发现了三箱陶罐和陶器碎片，经中瑞双方鉴定，确定是失踪已久的仰韶文物的一部分。

安特生在中国工作十余年，作出了一生中最著名的成就。回到瑞典以后，他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60年10月29日，安特生在斯德哥尔摩病逝，享年86岁。

安特生在河南三门峡地区的仰韶村发现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起始点。今天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仰韶文化的名称来源于其第一个发掘地——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但有趣的是，仰韶遗址本身不再被认为是该文化的典型遗址，不过仰韶文化的名称却被保留了下来。安特生的发现是中瑞双方的考古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各持一半发掘品，研究结果需发表于中国的学刊《中国古生物志》。仰韶文化对于中国考古学意义非凡——这是中国考古第一个以遗址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种命名方法后来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也被视为近代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比较相近，但是他主要是文人在书房里进行的考据研究，并不会到野外进行发掘活动。这种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是对于没有文字存在的历史无法考据，只能根据后世的文字记录进行分析，但是很难分清楚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直到今天，大家一提起考古大家头脑中已经浮现的是现场挖掘的场景了。

下面我们来谈谈中华文明的溯源问题。几千年以来，这从来不是问题，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是天朝上国，其他的文明都是蛮夷，远远落后于我们。直到晚清被迫开放国门后，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井底之蛙，于是我们就走向了一个另一个极端，把我们的文化视为糟粕，开始崇洋媚外。为了重塑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共识，从辛亥革命开始，我们的学者开始从上古传说中，搬出黄帝这一终结乱世，开创新时代的人物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炎黄子孙也成为了华夏大地各族群的代称。以梁启超为例，提出了中华民族，四大文明古国，五千年文明等概念。我小时候还读过一本《上下五千年》的少儿历史科普读物。但是根据源于西方的现代考古学的认知，打嘴炮是不算数的，要有科学的实物证明。而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所以当时中国文化西来说比较流行。现代的仰韶村，在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也是一个古村落，规模大，堆积厚，遗存丰富，彩陶发达而精美，其内涵和规模给安特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认为它显然和华夏民族及文明的早期历史有关。因此，安特生花费了很大精力去追寻其源头。安特生是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仰韶遗址发现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向考古，将仰韶的彩陶文化和当时已知的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彩陶、乌克兰的特里波列彩陶等著名彩陶文化进行比较，并到甘青地区去寻找两者之间的关联，先后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甘肃考古记》（1925）《黄土的儿女》（1934）等著作，提出了彩陶和中华文明西来说。安特生之前的西方学者基于人类文化的一元论，大都推测中国文明乃西来产物，而安特生的西来说则是他基于考古发现和研究所倡，因此影响相当大。

安特生开了田野考古的头，中国的先进学者就纷纷跟进。因为在20世纪之初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古史观遇上了科学思潮下的疑古派的强烈冲击，尤其是上古中国史被很多人认为可能是层累的人为编造。一些受到西潮影响的学者纷纷走向田野，以锄头代笔，寻找新资料，试图以考古发现重建早期中国历史。傅斯年先生在最早的国字号考古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史语所时就明确提出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个和古史框架能否成立、民族认知和文化自信如何建立直接相关。

第一个国人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留美归来首先就去发掘山西夏县的西阴村，他的目的是寻找夏，其实他在那里发现的也是仰韶文化。李济留学学的是人类学，并未专修考古与发掘，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选择的就是《中国民族的形成》，他一直在兹念兹的。接着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北平研究院发掘斗鸡台等，都是想把最关键的介于文献记载、传说和考古发现交汇地带的夏商周以考古的实证予以落实。进入二十一世纪，商与周没有问题了，夏还没有彻底落实。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的关系待解的问题和争议还有很多。

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它的下层是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这个三叠层证明了文化的连续性，有力地驳斥了西来说。在那个民族自信心跌倒谷底的时代，这些考古发现也给大家很多信心。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排布规律，周围常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则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烧过，以此强化其坚固度和耐水性。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台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位于今西安市东郊的半坡聚落就是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典型的仰韶文化聚落。

仰韶文化各部落继承了前仰韶时期各种文化类型的传统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仍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同时，人们还掌握了蔬菜的种植技术。考古学家曾在半坡遗址中发现了盛放着粟的罐、瓮以及粟壳堆积达数斗之多的窖穴，此外，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罐里还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白菜籽或荠菜籽。仰韶文化还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比较低下。早期阶段可能有尖木棒等木质工具，以及石铲、石锄等挖掘土地的石器。收割农作物使用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和陶刀，加工粮食则使用石磨盘、石磨棒和木杵、石杵等。中晚期阶段，收割谷穗的工具变成了磨光的长方形石刀，有的还带穿孔，庙底沟、大河村类型，还出现了大量舌形或心形的石铲，磨制得平整、光滑。这些工具都比早期的半坡类型有所进步，生产效率也因此得到了较大提高。这一时期，家畜饲养业也比新石器时代早期有了一定的进步，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和羊等，马的骨头也有少量发现，更重要的是，大量鸡骨的发现已可以证明，鸡在当时已被驯化为家禽了。

除农业外，各部落的采集和渔猎也在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考古资料显示，当时的采集品有榛子、松籽、朴树籽等植物果实和植物块根，鸟蛋、蜂蜜、昆虫，甚至是螺蛳也是人们的采集对象。各遗址中普遍发现的石制、陶制网坠和骨制鱼钩、鱼叉等工具也说明，捕捞活动已十分普遍，氏族先民也掌握了网捕、垂钓、投叉、击刺等多种捕捞方法。半坡遗址中出土的人面鱼纹盆和其他遗址出土彩陶中常见的鱼纹和鱼网纹，显然是长期捕捞活动的真实写照。狩猎是成年男子从事的主要活动，狩猎工具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用骨、石、角磨制的箭头，箭头有三角形、柳叶形、带翼和圆锥状等十多种不同的形式，都磨得很锋利，此外，还有石、角制的矛头和投掷用的石球。从这些遗物可知，当时的狩猎方法包括射击、投掷和集体围打等几种，而从各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可知，狩猎的对象包括鹿、野兔、竹鼠、狸、獾、羚羊等。

发达的制陶业是仰韶文化手工业生产的代表。从目前出土的各种彩陶器物中，我们可以看出，仰韶文化时期的先民已经较好地掌握了选用陶土、造型、装饰等工序，采用泥条盘筑法将钵、盆、碗、细颈壶、小口尖底瓶、罐与粗陶瓮等各类陶器制作成型，再用慢轮修整口沿，用红彩或黑彩在器表绘出绚丽多彩的几何形图案和动物形纹饰。

仰韶文化的陶器，主要包括泥质红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几种，也有一些泥质黑陶和夹砂灰陶。以半坡类型为例，其陶器器型主要有夹砂陶罐、小口尖底瓶、钵和卷沿彩陶盆，器表多饰绳纹、线纹、锥刺纹、指甲纹和弦纹，彩绘图案则多在钵口沿外绘一周紫色、红色宽带纹，或在盆的内外绘人面、鱼、鹿、植物等象生性纹饰和三角形、圆点组成的几何形图案。仰韶文化各类型遗址发现的彩陶纹饰，其形式与风格互有区别，但也有共同特点。早期以红地黑彩或紫彩为多，中期流行先涂白色或红色陶衣为地，再加绘黑色、棕色或红色的纹饰，有的黑彩还镶加白边，十分绚丽。绘画所用的颜料、磨砚、研磨锤等工具，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的营地、墓葬中均有发现，从彩陶图案和纹饰分析，当时的绘画已经使用了毛笔一类较软的工具。

在各聚落的居住营地中，往往有专门烧制陶器的窑场和作坊，截至目前，已发现的仰韶文化各时期的陶窑已有上百座。陶窑构造分为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横穴窑更为常见，也比较原始，由火膛、火道、窑箅和窑室四部分组成，其特点是火膛、火道与窑室作横向排列，窑室在火膛后方并略倾斜向上，两者通过两条或更多的火道相连，窑室底部为窑箅，上有箅孔，火苗经过火道和火眼进入窑室。竖穴窑的主要特点则是火膛位于窑室的下部，两者基本相垂直。

黄河中游地区的各类型仰韶文化制陶业，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非常稳定，总的趋势是泥质红陶和彩绘陶器逐渐减少，灰陶、黑陶的比重越来越大，最终发展为以黑陶为主的龙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