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竹轩

这组精美的祭祀青铜器包括一张器桌和13件酒器，这是目前出土铜禁和共存酒器均保存完整的唯一成套青铜器。铜禁非常稀少（西周铜禁至今存世仅3件），大概因为体积过大，铸造起来耗铜太费，所以一般采取木制，或径以普通几案代替了。柉，读音为fán，汉字，释义为古书上说的一种树，皮可以制绳索。他的第一位收藏者端方在《陶斋吉金录》将其所藏青铜禁命名为“柉禁”，但并未详述其命名的理由。据推测，应是源自东汉《礼器碑》中“笾柉禁壶”的记载。“柉”原为树名，在《礼器碑》中借指杯或碗类容器，将青铜禁命名为“柉禁”并不十分恰当，但自端方以后，已成为该青铜禁约定俗成的称谓。 禁是流行于周代的一类用以承放盛酒器的器物，也是周代礼制中的一种礼器。禁字有禁戒饮酒之意。由于周朝人亲眼目睹了商王朝的灭亡，他们认为夏、商两代灭亡的原因之一在于嗜酒无度，因而将承放酒杯的案台称为“禁”。周朝还发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其中规定：“王公诸侯不准非礼饮酒，只有祭祀时方能饮酒；民众聚饮，押解京城处以死刑；不照禁令行事执法者，同样治以死罪”。 古代禁分为两种：棜，或称斯禁，形状与车舆相近，方形有四周边而没有足，为大夫所用；禁，形状与方案相近，椭长，下面有曲足，为士所用。士所用的禁要高于大夫所用的棜，而天子和诸侯是不用禁的，所以称“以下为尊”。对于出土的文物，大型的承尊器无论是否有足，一般通称为“禁”，而小型的承尊器则被称为“器座”。 柉禁，1901年于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一件青铜夔蝉纹铜禁， 长89.9厘米，宽46.4厘米，高18.1厘米，重32.2kg。器形为扁平长方体，前后各有长孔八，左右各有长孔二，器上尚存放置其他青铜器留下的痕迹。柉禁是自有金石学之后出土的第一件铜禁，此前禁这一类器物只见于古书记载。 柉禁及其他13件同时出土的青铜器于1901年（光绪27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府宝鸡戴家湾，后辗转到了曾任陕西巡抚，时任湖北巡抚当时的金石学家、大收藏家端方之手。端方官至直隶总督，是清末的重要政治人物之一。端方得到这套青铜器后非常得意，不仅请来同僚一起欣赏，还当场摆拍了一张照片——在当时拍照可是了不得的时髦物事，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端方在研究之后，将这套柉禁中的每件青铜器都认真考证及描摹，并收录在了他所著的《陶斋吉金录》中。1911年，四川总督赵尔丰因四川局势失控被免职，清廷命时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端方署理四川...

 凡是到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区的观众都会对入口处的巨大壁画留下深刻印象，这幅壁画就是著名的《药师经变图》。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奇怪，什么是经变？后来才知道就是字面的意思，不是药师，经变，图，而是药师，经变图。“经变”的意思就是佛经的另一种不使用文字的变化表现。药师经变，就是药师经用图画变化表现的意思。和其他宗教一样，帮助治疗疾病是帮助佛教传播的重要方式。目前流通的汉译本，主要有大、小本《药师经》，小本即玄奘大师所译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大本即义净大师所译的《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根据玄奘大师所译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翻译全名作药师琉璃光佛。经中记载，药师佛全身透彻、身蓝色如琉璃，清净无染出柔光，故以“琉璃光”为功德名号；其成就和主管的净琉璃世界亦处处是琉璃净光。在汉传佛教中，将娑婆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合称“横三世佛”及“三宝佛”。汉传佛教寺院、民间庙宇所供三宝佛中，三尊佛俱为坐姿，药师佛为双手捧钵或宝塔，释迦牟尼佛结禅定印或捧宝珠，阿弥陀佛双手捧莲花。比较著名的药师佛庙宇有： 位于中国南京市的鸡鸣寺 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的灵隐寺 位于日本奈良县奈良市的兴福寺 《药师经变》整幅壁画长15.2米，高7.52米，非常巨大。中央当然是药师佛，身后两位菩萨分别手持日轮、月轮，证明他们分别是药师佛的两大胁侍菩萨日光遍照和月光遍照菩萨；主尊身前手拿锡杖、药钵是辅助药师佛行医的药王菩萨和药上菩萨；最上部的六尊小佛是药师七佛中的其余六位；两大胁侍菩萨两边绘有代表药师佛十二大誓愿的十二神将。 这幅壁画来自山西洪洞县广胜寺，这里是佛教东传中国最早的几座寺庙之一，始建于东汉，经历代重修，现基本保持元代建筑风格。这幅壁画也是元代一次大地震重建后绘制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方政府和寺庙都无力修缮广胜寺，广胜寺下寺濒临坍塌。1928年，美国文物贩子华尔纳、普艾伦、史克门等人发现广胜寺下寺后大雄宝殿内的元代壁画，遂与当地豪绅李宗钊等人联络，登门求购。寺僧贞达认为，与其等大殿坍塌、壁画随之毁坏，不如舍画保殿。在与地方官员、乡绅们商议后，将四壁壁画分割剥离，以1600银元出售。 如今，在广胜寺下寺后院东厢房廊檐下还存1929年所刻《重修广胜下寺佛庙记》碑，碑文记载了卖壁画的经过：“去岁，有客远至，言佛殿绘壁，博古...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前，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仰韶文化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仰韶文化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第二个是帮助解释中华文化的源头问题。 谈到现代考古学和仰韶文化，我们要从一个瑞典人安特生讲起。 1874年，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出生于瑞典内尔彻的小镇Kinsta。1901年，在乌普萨拉大学从事极地的研究，并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1901至1903年，安特生两次参加南极考察，归来后发表了大量科学著作，获得国际声誉。他长期担任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兼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1910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11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安特生担任秘书长。 1914年，应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主要负责寻找铁矿和煤矿。安特生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与从英国归来担任所长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一起组织地质调查，并训练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者。1916年袁世凯死后，局势混乱，地质调查因经费短缺而停滞，丁文江与安特生决定调整工作重心，转而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计划得到了农商部及瑞典方面的支持，并促成随后的几项重大考古发现。 1918年2月，安特生在北京西南郊周口店开始考察和挖掘工作。1926年，在瑞典王子访华之际，安特生宣布了两颗人类牙齿的发现。加拿大古人类学家步达生这些化石代表的远古人类命名为“北京直立人”（拉丁文：Homo erectus pekinensis）。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发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1918年秋，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发现一批古生物化石。1921年5月安特生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再次来到仰韶村考察，认定这里拥有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存。得到政府许可之后，10月27日至12月1日，学者们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陶器、石制工具等。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国远古之文化》（英语：An Early Chinese Culture），首次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 1923至1924年，安特生又与中国学者一起，赴甘肃和青海考察，发现了甘肃齐家文化、青海马厂文化等数种文化类型，以无可辩驳的...

 故宫博物院，简称故宫或北京故宫，是位于中国北京紫禁城内的博物馆。其前身是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民国元年（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后仍居于宫内。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取消清帝溥仪帝号并将其逐出紫禁城。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国立故宫博物院。它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始建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落成；藏品也主要是以明、清两代皇宫及其收藏为基础。2012年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18万人次，全年客流量突破1500万人次，可以说是世界上接待游客最繁忙的博物馆。 溥仪在离开紫禁城之前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偷运故宫文物，截至他离开紫禁城，共计将1300余件书画精品和大量古籍善本及珍宝盗运出宫。迄今为止，散佚书画有三分之二归藏大陆各博物馆，其中约370件回到北京故宫。 1933年华北形势突变，于是国民政府命令：故宫南迁文物。当时共计13491箱，部分文物南迁后，北平故宫本院也留有相当多的珍品。1万多箱南迁文物中总共运台2972箱，占南迁箱件数的22%。 1965年11月12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恢复设置国立故宫博物院，以存放在台湾的2972箱文物。为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区分，通称为“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简称“台北故宫”。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立故宫博物院更名为“故宫博物院”。 1966年至1971年，因文化大革命，中央命令故宫闭馆，免受破坏。 1987年，北京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7年5月8日，故宫博物院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011年1月26日，经过七年清理核对，故宫博物院宣布完成第五次文物清点工作，公布了迄今最新最准确的藏品数量：藏品总量1807558件，其中珍贵文物1684490件、一般文物115491件、标本7577件。 2011年5月8日，故宫博物院斋宫被小偷突破四道防线，成功偷去私营香港两依藏博物馆正在这里展出的7件藏品。故宫博物院为此公开道歉。此前，故宫博物院曾于1959至1987年失盗五次，都发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 2011年7月4日，故宫博物院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设在延禧宫）科研人员在对一级（乙）文物南宋哥窑青釉葵瓣口盘进行无损分析测试时，因人为操作仪器失误...

中国古代就有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与记载。早在周代，《左传·文公一八年》记载周公规定“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即盗用国家宝器（器）与其他重大罪行一样，不能赦免。  目前，中国大陆文物保护的核心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全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核心主管部门是是国家文物局，各级人民政府及文物行政部门负责各自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国文物的基本原则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的官方象征为采用金沙“四鸟绕日”金饰图案的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官方主题日为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遗产日”。目前，中国共有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以及数量众多的民间文物，全国博物馆5000余家。 目前，中国民国主要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 古物依其珍貴稀有價值，分為國寶、重要古物 及一般古物。其中中华民国国宝346件。 目前， 日本的文化財保護法把文化財分為「有形文化財」、「無形文化財」、「民俗文化財」、「紀念物」，以及「傳統的建造物群」等五大類。對於文化財的等級，則是將文化財區分為國寶、及重要文化財。 同时，对于孤品和易损品等文物，国家文物局发布了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类别和目录。 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含64件（组）； 2012年6月26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书画类）》，含37件（组）； 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含94件（组），分为青铜器、陶瓷、玉器、杂项等四类。 根据《文物藏品定级标准》， 文化部令第19号２００１年４月５日文化部部务会议通过。 文物藏品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二、三级。具有特别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物为一级文物；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为二级文物；具有比较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为三级文物。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为一般文物。 根据《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公报》，中国（大陆）全国文化文物系统一级文物藏品总数达218911件。据《全国馆藏一级文物总目录（2005）》。 我们重点介绍禁止出国的展览文物，共计195件。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脉络。另外也会介绍一些国外著名博...

 马王堆帛书周易，全称西汉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又被称为帛书周易、帛易等，西汉古籍，国家一级文物，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是一部书写在帛卷上的《周易》古籍。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出土 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盛于一漆盒内。帛幅高约48厘米，宽约85厘米，墨书。

 秦 湖南大学

 云梦睡虎地秦简，亦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为1975年12月于中国湖北省云梦县城关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秦代竹简，记录当时的法律及公文，经整理的竹简内容，被收入《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此批竹简是研究战国晚期至秦始皇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的珍贵史料，也是校核古籍的依据。 据考证，该墓的主人是“喜”，生前曾担任过县的令吏，参与过“治狱”，这些竹简可能是墓主人生前根据工作需要对秦朝的法律和法律文书所作的抄录。

 年代】战国 【规制】长度23.8至57.2厘米，简宽约0.6厘米，厚度为0.1至0.14厘米。 【材质】竹质墨迹 【现状】上海博物馆 【简介】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战国楚简《孔子诗论》共二十九枚，残存一千零六个字，涉及到《诗经》中的五十九首诗歌。 战国楚竹简的发现和整理还具有文字学意义。有的先秦思想家的佚文拾贝，进一步提示了战国文字的通用、假借、书写、形体等规律，有益于文字发展史的研究。可以了解到在战国时代文字通用、约定俗成的状况，以及在文字流变过程中文字的通假，这对解读战国文献有直接的帮助。同时，也为研究六国文字、楚国方言提供了可靠文献。 战国楚竹简的发现和整理，还提供了与传本相异、颇具比较价值的文献材料。以《孔子诗论》为例，《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传世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竹简《孔子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恰相反，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邦”改为“国”。《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传世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和传世本《诗经》不同。竹书《孔子诗论》没有传世本《诗经》小序中“刺”讽刺、“美”赞美的内容。

 郭店楚墓竹简，简称郭店楚简，是指1993年10月于中国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编号为郭店一号的楚国墓室中发现的竹简。大概成书于战国中期，有中国最早的书籍之称。 历史 郭店墓室曾被盗墓者所扰，盗墓者两次挖至椁板并打开边箱取走部分文物，幸数量不多，简基本无损。 秦始皇在焚书坑儒中将大量先秦书籍焚毁，而郭店楚简则在地下得以保存，为研究先秦古文和思想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于古中国文献之研究有甚大意义。 郭店楚简共804枚，其中有字竹简726枚，共13000余字，全部为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典籍，共18篇。儒家典籍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太一生水》。学者认为，“郭店简《缁衣》、《五行》出自子思，其它《性自命出》等也与曾子、子思一系有关系，甚至不妨视为《子思子》。”  争议 郭店楚简所载内容与传世之儒道经典颇有不同，比如传世的《道德经》第十九章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简文《老子》甲的开头却是：“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 以上这部分内容的不同，比如“绝仁弃义”对比于“绝伪弃诈”，让人猜想目前主流的道德经版本（“绝仁弃义”版，晚于郭店版出现）中这部分内容被（尊儒抑道者）篡改或曲解过以使道德经所代表的思想被尊儒者所攻击的原因之一。

 【年代】战国中晚期 【规制】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左右。 【材质】竹简 【现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简介】2008年7月，校友赵伟国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这批竹简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的。至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如今已不得而知。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2010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出版，2011年1月5日，首批成果正式发布，包括9篇文献，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其中，《尹至》、《尹诰》两篇述夏末商初之事，《程寤》、《保训》、《耆夜》三篇内容属商朝末期，《金縢》、《皇门》、《祭公》为周朝史事，而《楚居》讲述了楚国历史。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认为首批文献有五大学术贡献：重现了《尚书》及类似典籍、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地理、提供了古文字特别是楚文字研究的珍贵材料。 《尚书》位于六经之首，是夏商周三代各种重要历史文献的汇编，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清华简”中已发现多篇《尚书》，这次发现的《金縢》等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 除《尚书》外，“清华简”中还包含有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记载了很多《左传》、《春秋》、《史记》等未有的史事。有学者指出，清华简中的古文原本《尚书》与编年体史书等重要典籍的发现整理，将有可能重写中国上古史。

 高176厘米，宽196.5厘米。李仙蕙是唐中宗第七女，初封永泰郡主，后赠永泰公主。此图场面宏大，保存较好，画中人物为九位风姿绰约的宫女，头梳高髻，肩披纱巾，长裙曳地，个个体态丰盈，婀娜多姿。她们手捧方盒、酒杯、拂尘、如意、团扇、蜡烛等，在为首女官的引领下款款徐行，或低语、或回顾、或凝神，神态被描绘得细致入微，生动传神。体现了大唐喜好秀丽丰满、华贵艳媚的女子的风尚，真实的展示出唐代皇室贵族奢靡生活的一瞬间。 整体构图既注意到各显人物特点，又顾及到画面和谐统一，色彩丰富，线条流畅，人物的装束、服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精美的画面又有极高的艺术性。画师着重通过人物的正、侧、背、转各种微妙的变化，使单调排列的宫女神情相应，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是唐墓壁画中的精品，达到了艺术效果与历史价值的高度统一。

 懿德太子李重润（683～701年）是唐中宗李显（683年～684年和705年～710年在位）的长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孙子。大足元年（701年）遭谗言被武则天杖杀，时年19岁，中宗复位后，于神龙二年（706年），以太子身份陪葬乾陵并号墓为陵。 阙楼图是懿德太子墓壁画的一部分。图中三出阙超越了太子使用二出阙的标准，显然是“号墓为陵”而依天子之礼构筑的。出檐远，斗拱比例大，使楼阙显得高大雄伟；阙楼施以红色，加之主要连接点为金铜饰件，给人以热烈奔放和金碧辉煌的感觉：总之，巍峨的红色阙楼图，反映了皇家建筑的豪华气派和懿德太子生前的显赫地位。 阙楼仪仗图共两幅，内容相同，分别绘于唐懿德太子墓墓道东壁和西壁。均高296—420cm，宽976—928cm，揭取时被对应分为四小幅。画面壮阔，人物众多，以山为背景，绘城墙、阙楼和即将出城的仪仗队。 阙，夹门而建，应是宫门前的标志性建筑。图中此阙为三出阙，即一个母阙，两个子阙，属封建帝王等级。仪仗队分为步兵，骑兵和车队，侍臣列前，战旗迎风招展，阵容威严，人物极少有相似之处，展示了初唐绘画艺术的精湛造诣。士兵均着圆领长袍，戴黑璞帽，穿黑靴，长袍颜色按军阶等级分为红、黄、绿、赭，所有人均为侍卫装扮束。他们目视前方，恭候迎驾，人物的造型，衣纹的组织，线条的勾勒，都十分完美。是唐代壁画中场面最大的传世作品。

 墓道东壁绘制的《狩猎出行图》，高2．4米以上，全长12米，是一幅气象壮观的巨幅精品。其上绘有五十多组鞍马人物，架鹰牵犬、束腰配箭、装备齐全地奔驰行进在林木繁茂的山道中。其中前五骑为先导，其后是一位身着灰蓝袍服、气态昂然的首领人物率领几十骑人马前呼后拥地行进，整幅画面采用了俯瞰式全景描绘的方法，具有很强的动感。同时，画面上表现唐代皇室贵族游猎出行场面，安排在山道林木间，远山近树，疏密得当，又是一幅精美的山水画图。

 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一幅图，真实反映了唐代马球比赛实况，为我们研究唐代马球运动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 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1971年至1972年发掘的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西壁出土，全长8.2米，南面高1.7米，北面高2.4米。因画面巨大，揭取时将其分割成了5块，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北宋 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 刻开宝藏本《阿惟越致经》（1卷）

 《刊谬补缺切韵》，5卷，唐吴彩鸾写本，韵书，唐王仁煦撰，长孙讷言注，裴务齐正字。素笺厚纸本，龙鳞装。凡24页，首页单面书，余皆两面书，共47面，每面35行，自第9页“耕”起为36行，每行字数不等。朱栏，纵25.5cm，横47.8cm。 　　卷首、末钤宋宣和及清乾隆帝诸玺。卷末有明宋濂跋。前隔水有“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初九日重装”及“裱褙匠曹观”字样。 　　隋仁寿元年（601年），颜之推、陆法言等撰成《切韵》一书，凡5卷，共收12100余字。王仁煦在其基础上又进一步整理增订而成《刊谬补缺切韵》，除对《切韵》加以刊正、补注义训外，还对本字俗体等加以辨析，增收约6000余字，另增立两韵，并注明《切韵》与另外5家韵书分韵的异同，可供了解其分韵梗概和关系等。 　　此书原为散页，宋宣和年间裱成手卷，后有所改异：以首页全幅粘裱于命纸右端，第二页接续首页尾，仅以右端纸边粘于命纸上，各页再依次以右纸边向左相错1cm粘裱，此式卷起如手卷，展卷时书页鳞次相积，故称“龙鳞装”。因在收卷时各页鳞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若旋风，故又有“旋风装”之称。外形似卷轴，但长度大大缩短，既便于翻检，又保护了书页，可视为卷轴向书册过渡的一种装帧形式。明洪武年间重装时保留了原装形式。 　　此书由宋内府递归清内府，清亡时被溥仪盗携出宫，流落民间。1947年复为故宫博物院购得，仍完整无缺。与各书著录比照，宋徽宗泥金题签已佚，宣和7玺存4，本幅上加钤了乾隆帝诸玺。欲得《切韵》原貌，唯赖此全本，同时还可赏其书法，考其纸墨装潢，堪称稀世之珍。1947年，故宫博物院将此本影印出版，签题《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 　　已知《刊谬补缺切韵》还有两种传本：其一出自敦煌石室，系本世纪初法国人伯希和盗出，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残损较甚；其二为故宫所藏明项元汴跋本，称“内府本”，但内容与宋濂跋本殊异，早经学者定为他人改作之书。 　　宋《宣和书谱》、《中兴馆阁储藏书画录》，清《石渠宝笈·初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书著录。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十月立。内容为王敞记述曹全生平。  碑高253厘米，宽123厘米。碑阳20行，一行45字，隶书，碑阴题名五列。明万历初年，该碑在陕西郃阳县旧城出土。明代末年，相传碑石断裂，人们通常所见到的多是断裂后的拓本。1956年移入陕西省西安博物馆碑林保存。故此碑刚出土不久的拓本极为少见，目前存世有二，一藏于故宫博物院，一藏于上海博物馆。 曹全碑是汉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其文字圆润秀丽，隶中带篆，柔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流丽典雅、风神遒逸的清新气息，书法艺术倍受世人推崇。清孙承泽在穴庚子消夏记移中谓：“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至宝也。”

 《西岳华山庙碑》册，拓本38页，剪条装裱，每页3行，行6字。纵22 .3厘米，横12.8厘米。 　　此碑立于延熹八年（165年），隶书，典雅壮伟。“在汉人八分最为险劲，已开魏碑之先河”（清汪喜孙语）。汉碑极少留书者姓名，此碑文末有“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名款。碑文记述历朝帝王封禅祭天地的祀典和当朝弘农太守袁逢主持重修华岳庙碑的经过。 　　原碑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著录。据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和明郭宗昌《金石史》中记载推测，宋末元初碑已毁。传世拓本罕见，可信者有四：一是长垣本，以明代长垣王文荪藏得名。二是华阴本，明时为华阴东肇商兄弟和郭宗昌收藏，也称关中本。三是四明本，明时宁波丰熙万卷楼与范钦天一阁所藏，宁波古称四明。四是顺德本，因清季顺德李文田获存而得名。 　　华阴本浓墨精拓。原碑的第一行至十七行损泐一百余字，较长垣、顺德本拓得晚，约在宋、元之间。附页存郭宗昌、王铎、翁方纲、阮元等题跋、观款230余条。其中王弘撰跋云：“倡明漢隸當與昌黎文起八代同功”；朱筠跋专从六书理论考究碑文字形结构，以证篆、隶、楷之递变；朱锡庚跋详叙《华山碑》诸拓本流传递藏经过，均有较高学术价值。 　　宋洪适《隶释》、 清阮元《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考》等书亦有著录。

 昭陵六骏是指陕西醴泉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的六块骏马青石浮雕石刻。每块石刻宽约205厘米、高170厘米，厚30厘米、重约2.5吨。“昭陵六骏”造型优美，雕刻线条流畅，刀工精细、圆润，是珍贵的古代石刻艺术珍品。六骏是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先后骑过的战马，分别名为拳毛䯄、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为纪念这六匹战马，李世民令工艺家阎立德和画家阎立本（阎立德之弟），用浮雕描绘六匹战马列置于陵前。

 石鼓也叫“陈仓石碣”、“岐阳石鼓”，是十座刻有文字的石墩，刻于先秦时期，627年发现于今陕西省宝鸡市的荒野，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位于珍宝馆内）。由于鼓身上刻凿的文字珍贵，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历代都极受重视。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田车、銮车、霝雨。 文字 石鼓的刻凿年代一直没有定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欧阳修的《石鼓跋尾》也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罗振玉的《石鼓文考释》认为是秦文公时物，又一说是公元6世纪的南北朝，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考定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年）刻。现在比较认可得说法是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中认定石鼓刻于先秦时期，但具体年代说法不一。 十座石鼓上都刻有文字，数字不等，共700多个，现在仅存不到500个，每个字有两寸见方，当时的金石学家没有见过这种字体，后来认定这个是介于甲骨文和小篆之间的大篆，被称为石鼓文。 由于石鼓上的文字，使石鼓身价倍增，被当时得文人墨客大为赞颂。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当时的书法家，如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都十分推崇石鼓，并亲自临摹做拓。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𫖯藏本。许多当时的文学家，如杜甫、苏轼、韩愈等，都为石鼓作诗。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做石鼓歌——韩愈 这些文字记录着秦统一前的历史。据唐兰的考证，石鼓上的文字是十首一组的史诗，记述了周王太史来秦宫与王出游的故事。 出土与收藏 唐627年，石鼓于陕西宝鸡岐山北坡的荒郊发现，此地曾是秦国旧地。它们是花岗岩质地，每个直径约1米，重约一吨。十座石鼓外形相似，上狭下宽，形似鼓，因此得名石鼓。唐朝人按它得出土地点，命名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 石鼓被发现后一直置于荒郊，许多人去观看并临摹作拓。806年，韩愈为保护石鼓，上书朝廷请求把石鼓搬到太学府，但是没有被采纳，直到814年，郑余庆任国子祭酒（负责主管国家学术教育、文化事业）才采纳了他的建议，将石鼓移到了凤翔文庙，让它们不再遭受风雨得侵蚀。然而，石鼓“乍原”已于814年不知去向，只有九只保存在凤翔文庙。 北宋仁宗时，知凤翔府司马池，将石鼓置于府学门廊下，以...

 灵鹫纹锦袍也称球路双鸟锦、米黄地灵鹫纹锦、盘雕锦袍是出土于新疆阿拉尔盆地，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时期织物真品。 简介 灵鹫纹锦袍是一件身长、两袖通长、袖口宽、下摆宽分别为1.38、1.94、0.15、0.81米的北宋时期锦袍，其样式为半掩襟，交领，窄袖。锦袍的图案是典型的宋锦图案，内饰一对相背的灵鹫的球露纹在球路纹图案相联的空白处以龟背等图案装饰。内容布置繁复但用色典雅且和谐，这同样也是宋锦的特点[3]。灵鹫纹锦袍是目前故宫博物院中中唯一的一件北宋织物真品。 年代之争 魏松卿通过图案作风、织绣品的丝织织法、以及一起出土的其他文物等判断出其年代应该是北宋至南宋绍兴年间。 张琼则认为魏松卿的几点证明不足以确定锦袍的具体年代，并且通过墓葬的形式、随葬品的质量以及锦袍伤的印符等证据判断其为公元800年左右的波斯萨珊式织锦。赵丰、王乐、王明芳则认为其袍图案、结构与辽墓出土的文物类似，年代为北宋至南宋绍兴年间的使用胡棉织成的胡袍。 出土日期 关于灵鹫纹锦袍的出土日期，学术界普遍认为是1952年-1953年。

 北朝方格兽纹锦，为北朝时期丝绸，于1968年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北朝方格兽纹锦长18厘米、宽13.5厘米，此锦是由褐、绿、白、黄、蓝五色丝线织成的经锦，经线分区牵入，每区仅三色，其中绿、黄经丝轮流用来织制纹样地色，形成了绿白、黄白相间的纵向宽条纹。横向则以红、白、蓝经丝作细条，把纵向的宽条纹隔成方格状，在每块方格纹内织出一只兽纹   。北朝方格兽纹锦花纹区别于汉代织锦的特点是图案有较强的稳定性，以长方格构成织物图案框架，格内填饰牛、狮、象、人物和伞盖，给人以规矩大方的美感。

 北魏时期，1965年甘肃敦煌莫高窟125-126窟间缝出土，现藏敦煌研究院。长49.4厘米，宽29.5厘米。佛像。 供养人绣品为北魏广阳王元嘉供奉的刺绣佛像残片，虽残损严重，但仍可见一佛、一菩萨、五位供养人以及各式纹饰。 绣品以绸为底满地施绣，佛坐于正中莲台之上，右侧菩萨侍立。莲台下左右分列四女一男，身穿胡服，衣服上绣忍冬和卷草纹，身旁一侧还绣有名款。图案最下方为发愿文，残存有“广阳王慧安（元嘉）造”等字样，由此可知该绣品年代为公元487年。 此绣品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幅满地绣佛像，体现了东晋到北魏期间丝织品满地施绣的特色。该绣品在针法和色彩的运用上都比汉代刺绣更加进步。绣工以单行锁绣勾勒边缘，双行锁绣绣出轮廓，再以多行锁绣大块填充，同时辅以正反变化的锁绣针法突出纹饰的立体感，技艺高超。绣品色彩以浅黄色为底，将红、黄、绿、紫、蓝等色巧妙地搭配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所绣佛像人物图案生动，面部表情端庄，配色为二晕色，是研究中国刺绣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是一件东汉晚期双层两面纹毛织物。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1995年出土于营盘古城及古墓群15号墓。 简介 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原料主要是羊毛、羊绒[4]。衣长117厘米, 通袖长193厘米，腰围92厘米。左下襟接缝一块狭长三角形卷藤花树纹罽，两袖下半截接缝彩条纹罽。是由红、黄两色经纬按排列比 1∶1 平纹交织。 样式与图案 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纹样对称规整，每六组两两相对的人或动物以石榴树为轴组成一区 (长77厘米、宽约120厘米)。人物分别是是手持矛、盾、剑之类兵器并表现出不同的对练姿态的裸体、大眼、高鼻、卷发的男性。其人物造型受古希腊、古罗马艺术的影响。或认为是古希腊爱神厄洛斯。每两组人物间隔一组对牛或羊，兽纹是波斯装饰艺术中常见的纹样。故体现出古多种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与波斯文化）互相融合的艺术特征。 染料来源 通过微观形貌观测和液相色谱法-质谱联用（HPLC-MS）的分析，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中的红色系、蓝色系、黄色毛织物以及黄色丝织品分别由茜草、靛青、本地的胡杨叶和黄檗染成。

 隋绿玻璃小瓶是隋代玻璃器皿，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隋绿玻璃小瓶以绿色玻璃制成；高12.3厘米，口径3.8厘米，足径4.9厘米；瓶口与腹部的俯视面均为椭圆形；玻璃条缠圈足和口沿，器底有疤痕；晶莹玉润，色泽透亮；器物壁极薄，透明度、光亮度极好。 隋绿玻璃小瓶的出土还表明，中国在隋代已采用了西方玻璃工艺，既能制造高铅玻璃，也能制造出质量较高的钠钙玻璃，器物形态则依然多采用传统样式，表明中国玻璃制造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57年，一处不显眼的地方，发现了古墓。九岁大的小女孩尸骨呈现出来，身旁陪葬着众多精美的器物。墓志铭上写，小女孩子叫李静训。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个叫李静训的小女孩，身份非同一般。 　　西安李静训墓出土，隋绿玻璃盖罐，隋绿玻璃小瓶 　　她的外祖母叫杨丽华。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的女儿，是隋炀帝杨广的姐姐。杨丽华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北周宣皇帝宇文赟的皇后。宇文赟死后，九岁大的儿子继承了皇位。杨丽华成为皇太后。而杨丽华的父亲杨坚杀了小皇帝，自立为皇帝，建立了隋朝。标志着北周王朝的灭亡。 　　西安李静训墓出土，隋绿玻璃盖罐，隋绿玻璃小瓶 　　杨丽华一生仅一个女儿，叫宇文娥英，宇文娥英仅有李静训一个孩子。杨丽华视外孙女如掌上明珠。可惜小姑娘夭折。杨丽华当时的身份变成了隋朝公主，富甲天下的她自然会陪葬许多贵重的器物给外孙女。 　　李静训墓成了当时发现隋朝陵墓中等级最高，最豪华的墓地。出土文物蔚为壮观。 　　西安李静训墓出土，隋绿玻璃盖罐，隋绿玻璃小瓶 　　绿玻璃盖罐，绿玻璃小瓶皆是玻璃艺术品中的精品。两器物工艺相同，其中，绿玻璃小瓶以绿色玻璃制成。高12．3厘米，口径3．8厘米，足径4．9厘米。瓶口与腹部的俯视面均为椭圆形，直口，卷唇，直颈，溜肩，鼓腹，圈足。瓶虽不高，却晶莹可爱，色泽透亮，不同部位深浅变化不一。此器物采入北魏时期传入我国的吹制法制成，器物壁极薄，透明度，光亮度极好。一改六朝时候，玻璃制品粗糙的形象，表明隋朝时，玻璃制品的吹制技术达到很高水平。

 此展品为宋代的文物，是用珍珠等七宝连缀起来的一个存放舍利的容器。现收藏于苏州博物馆。 真珠舍利宝幢是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制作的一件珍贵的佛教艺术品，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用珍珠等七宝连缀起来的一个存放舍利的容器。 宝幢通高122.6厘米，发现之初被放置于两层木函之中。主体部分由楠木制成，自下而上共分为三个部分——须弥座、佛宫、以及塔刹。 须弥座，呈八方形，象征着佛教中的八方天，分三层，包括底座，须弥海及须弥山。须弥海山通体描金， 海面四周升起八朵描金木雕祥云，“四大天王”站立在云端之上，手持各种武器，气势非凡，而站在他们边上的“四天女”则是温柔美丽，阿娜多姿。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托起一根海涌柱，上面即为须弥山。一条银丝鎏金串珠九头龙盘绕于海涌柱，传说是龙王的象征，掌管着人间的旱和涝。须弥山上面分别站立着佛教传说中的 “八大护法天神”，天神由檀香木雕刻而成，形态夸张，神态逼真，大有呼之欲出的感觉。 护法天神中间所护卫的，即为宝幢的主体部分——佛宫。佛宫中心为碧地金书八角型经幢，经幢中空，内置两张雕版印大随求陀罗尼经咒，以及一只浅青色葫芦形小瓶，瓶内供奉有九颗舍利子。 华盖上方即为塔刹部分，以银丝编织而成的八条空心小龙为脊，做昂首俯冲状，代表着八大龙王。塔刹顶部有一颗大水晶球，四周饰有银丝火焰光环，寓意为“佛光普照”。至此整座宝幢被装扮得璀璨夺目，令人流连忘返。 真珠舍利宝幢造型之优美、选材之名贵、工艺之精巧都是举世罕见的。制作者根据佛教中所说的世间“七宝”，选取名贵的水晶、玛瑙、琥珀、珍珠、檀香木、金、银等材料，运用了玉石雕刻、金银丝编制、金银皮雕刻、檀香木雕、水晶雕、漆雕、描金、穿珠、古彩绘等十多种特种工艺技法精心制作。可谓巧夺天工，精美绝世。整个真珠舍利宝幢用于装饰的珍珠差不多有4万颗；塔上17尊檀香木雕的神像更见功力，每尊佛像高不足10厘米，雕刻难度极大；然而，天王的威严神态，天女的婀娜多姿，力士的嗔怒神情，佛祖的静穆庄严，均被雕刻得出神入化。 从真珠舍利宝幢身上，人们可见五代、北宋时期苏州工艺美术的繁荣和精美，同时也可见五代、北宋时期吴人高度的审美水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皮胎犀皮漆鎏金铜扣耳杯是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历史文物，现收藏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国吴，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现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2.4厘米，长9.6厘米，宽5.6厘米。 耳杯又称羽觞，是中国古代的饮酒器。该对耳杯为皮胎，平底。耳杯口沿均镶鎏金铜扣。耳杯正面髹黑漆，花纹并不显著。背面纹饰以黑、红、黄三色相间，表面光滑，花纹自由流畅，匀称而富有变化，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 皮胎犀皮漆鎏金铜扣耳杯　据鉴定，此器身属“黑面红中黄地片云斑犀皮”技法。犀皮漆器，是利用颜色和层次的变化，来达到仿佛是行云流水的自然景色，它与人工设色的图案或描绘的物象截然不同。明人黄成《髹饰录》称“犀皮，或作西皮，或犀毗。又有片云、圆花、松鳞诸斑，近有红面者，以光滑为美。”两件耳杯的髹漆工艺技法与上述黄氏所说十分吻合，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犀皮漆器实物。过去依据晚唐人赵璘最早讲到犀皮而认为犀皮可能始于唐代，朱然墓中此对犀皮耳杯的发现，比已知最早的有关文献记载要早六百多年，比已知最早的犀皮实物早一千三百多年，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出使北方时，过齐国时遇到喜欢自己所带剑的徐君。季札归来时，望着的逝去徐君的坟墓，空有良剑，不见故人，为解思念之苦，于是系剑亡人树上，仿佛冥冥之中，地下的徐君已与他共享了拥有良剑的快乐。而无名的漆工将这段深情默然的故事，描绘得真是生动。

 西汉黑漆朱绘六博具，包括博局（棋盘）、棋、直食棋、筹码、骰及博具盒。博具盒，正方形，盒底四角有平足。盒外黑漆，内朱漆。盖呈盝顶形，盖顶锥画飞鸟、云气，并夹杂朱漆绘几何图案。盒内嵌放平板式博局，通体黑漆，再用朱色双线勾出格道和图案。

 识文彩绘盝顶长方形漆奁。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西汉墓，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西汉， 高21厘米，长48.5厘米，宽25.5厘米。盝顶式长方形，木胎，奁身满布凸起的云气纹作装饰，其作法是先以白色沥粉勾出高起的线条轮廓，再用朱、绿、黄三色漆勾填出色彩灿烂的云气纹，其髹饰手法和风格与同一时期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黑地漆棺上的云气纹技法相一致，均具有立体效果，富有浓厚的装饰风格。奁上凸起的线条称作“识文”，“识”有高起之意，阳识和堆起都是在器面上堆出花纹作装饰，统称为“堆漆”，此器是目前发现此种技法的实例之一。 此墓的埋葬年代为汉武帝十二年（前168年），由此可证实此种漆器技法至少在西汉早期即已出现，后来堆漆的雏形，明代《髹饰录》中被列为“阳识”、“堆起”的漆器，亦可溯源至此时。

 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是战国时期的漆器，于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盒长20.1厘米，宽12.5厘米，高16.5厘米，呈鸳鸯形，由两半胶和而成，颈部有圆形桦卯结合，插入器身，头部可自由转动；背部开长方口，内部挖空；漆物通体髹黑漆，上施彩绘；腹部两侧绘有漆画：左侧绘撞钟、击磐场面；右侧绘击鼓、舞蹈场面。

 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是唐代金银器，1982年元旦出土于江苏省丹徒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现收藏于镇江博物馆。 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高34.2厘米，筒深22厘米，龟长24.6厘米；通体银质，花纹鎏金；龟座刻画逼真，银龟昂首曲尾，作匍匐之态，四足着地以支撑整件器物；以龟为座，背负一有盖圆筒，宛如龟背上竖立一支金色蜡烛；筒身正面錾一开窗式双线长方框，方框内刻“论语玉烛”四字。筒内有鎏金酒令银筹50枚，这些酒令筹的形制大小相同，均为长方形，切角边，下端收拢为细柄状。 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集儒家、道家思想于一体，为研究唐代的酒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错金银镶松石狩猎纹铜伞铤，西汉时期，1965年河北定县三盘山出土，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长26.5厘米，直径2.6厘米。圆筒竹节状，中空，由中间分为两段，以子母口套接，为古代车上的伞铤。

 滇王之印，或称西汉“滇王之印”金印，是1956年11月云南省博物馆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发掘的西汉时期古滇国王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汉武帝时期征服古滇国后，滇王降汉，汉武帝在该地设益州郡，封滇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该印为纯金铸造，重90克，印面为方形，边长2.4厘米，高2厘米。上有蛇纽，蛇昂首，蛇身盘血，背有鳞纹。 真伪 1956年，这枚形如盘蛇印纽的金印“滇王之印”于中国云南石寨山西汉古墓群的6号墓滇王墓出土，经考证是汉武帝刘彻于元封二年（前109年）滇王尝羌臣服汉室后赐予的印绶。并且印证了，东汉光武帝赠与日本的汉倭奴国王印，尺寸及印纽均符合汉制。 1981年2月21日，中国扬州地区邗江县甘泉二号汉墓出土另一颗汉代金印“广陵王玺”。这枚印章也是纯金铸成，印体方形，龟纽，阴刻篆体字，规格、形制、篆刻技法与汉委奴国王印如出一辙，据专家考证很可能出自同一匠人之手。考古人员参照附近汉墓中刻于其它铜器上的年号推定，这枚金印就是东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元年（58年）封刘荆为广陵王时赐予他的，与授日本金印的时间（中元二年）仅隔一年，从而确定了“汉委奴国王”金印确为后汉光武帝所颁赐。

 此件带钩由白银制成，器形较大，通体鎏金，钩身铸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兽首分列钩前后两端，长尾鸟居钩左右两侧，盘曲逶迤。钩身正面嵌饰白玉玦3枚，玉玦中心各镶一粒半球形琉璃珠，钩身前端镶白玉琢成的雁首形钩首，从侧面看犹如一只曲颈高歌的鸿雁。带钩的制造工艺也十分精湛，采用鎏金、镶嵌、凿刻等多种方法，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巧妙地配合使用，使不同色彩的对比非常和谐，产生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此带钩纹饰繁复，玲珑剔透，包金镶玉，雍容华贵，是战围带钩中的精品，极为奢华，反映了当时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

 金杖或金手杖或商金杖，是中国四川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木杖上，金杖的木质部分在出土前已经已炭化，压扁变形。金杖一端刻有图案。

 太阳神鸟金饰（亦称“四鸟绕日”金饰），是2001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的一张金箔，属商代晚期作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一级文物，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整个金饰呈一圆环形状，外径为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金饰上有复杂的镂空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着内层图案，由四只相同的朝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图案通常解释为：四只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光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的周而复始。也可能与“金乌负日”的传说有关。对其进行成分分析得知其含金量高达94.2%。该金饰可能是古蜀人祭祀用的神器。现藏于成都市金沙遗址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2005年10月12日至10月17日，“太阳神鸟”金饰的蜀绣制品搭载神舟六号飞船在太空中遨游后返回地球。

 元“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龙钮玉印，元代玉器，现藏于西藏博物馆。

 神兽纹玉樽 东汉（公元25-220年） 高10.5厘米，口径10.5厘米 1991年安乡黄山头林场南禅湾西晋刘弘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神兽纹玉樽为直筒形，已经被沁蚀成不透明的灰白色，但器表仍有光泽。其形制与汉代漆樽或铜樽造型一样：大直径筒形器体、呈轴对称形态的双铺首，还有按三等分圆周留置的圆雕蹲熊樽足。器身纹饰被三道凹弦纹分割成上、下两部分。上层浮雕出对称的铺首，纹饰主体分为三组：在云海中翻腾的两只螭龙，两只头背对峙的长喙独角龙，西王母与持着灵芝草的仙人；下部纹饰同样分为三组：持仙芝戏螭龙的羽人，独角兽与螭龙争抢着云中生长的仙芝，张牙舞爪的熊正与独角龙云中嬉戏。它们或是引颈昂首，或是怒目对峙，又或是翻转起伏而变化多端。樽上共有10只神兽、3位仙人，如另外加上3只圆雕蹲熊足、2个铺首，樽体上总计有18个雕琢生动的主题纹饰。这些繁密的纹样以流云为衬托，显得飘逸生动且气势恢宏。依据樽体器型与纹饰特征，此樽完全符合西汉晚期到东汉初年的玉樽的风格。容器内部发现有少许墨迹残留，据此推测，或许在刘弘或更早时代，这件玉樽曾用做类似后世文房所使用的笔洗。

 东汉镂雕东王公西王母纹玉座屏是东汉时期的玉器，1969年出土于河北省定州市北陵头村43号汉墓，现收藏于定州市博物馆。  东汉镂雕东王公西王母纹玉座屏高16.9厘米，长15.6厘米，宽6.5厘米，由4件乳黄色和褐色玉雕琢而成，由两侧支架座及中间上下两层雕刻玉片组成。玉座屏上雕刻有“西王母”、“东王公”、巫女、日月、凤鸟、麒麟等吉祥图案。日、月、东王公、西王母被分雕刻在二幅画的高高之上，在云雾缭绕中，雄视八方，前有凤鸟、麒麟开道，左右巫师翩翩起舞，飘带飞扬，景云出、祥瑞呈。  东汉镂雕东王公西王母纹玉座屏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玉座屏。

 皇后之玺是一块用新疆和田羊脂玉雕刻的印章。印章高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上部雕刻一只螭虎，底部刻有“皇后之玺”四个篆体字。 1968年9月，由13岁的少年孔忠良在咸阳的某处渠边发现，后上交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现陈列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又因它的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皇后吕雉合葬墓东侧有一千米，由此推测它很可能是吕后生前所用的印章。“皇后之玺”是迄今发现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战国多节活环套练玉佩是战国时期的玉器，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东室墓主棺内，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战国多节活环套练玉佩全长48.5厘米，宽8.5厘米，由13片镂空的各种形式或图案的玉片及26个圆环、半圆环和方扣连接而成。其中有4个银挺玉插入，拆卸银挺玉之后便成为5块长度不同、环片多少不等的连环玉佩，折叠起来便形成一块玉团状。  战国多节活环套练玉佩玉质晶莹润泽，设计匠心独运，装饰玲珑别透，隐隐流露出战国时代生机勃勃、浪漫自由的审美情趣，是一件在前代绝无仅有、在后世也不多见的稀世珍宝。

 西周晋侯夫人组玉佩是西周时期的玉器，1992年出土于山西临汾曲沃县曲村M63墓（晋穆侯次夫人墓），收藏于山西博物院。  西周晋侯夫人组玉佩复原长度约158厘米。由玉璜、玉珩、冲牙、玉管、绿松石珠、玛瑙管等组成，共有204件。大致有三列，中列有玉璜19件、玉珩3件、玉雁2件，左右两列各有玉璜13件，冲牙1件，上部由玉管、玉珠、玛瑙串联。组玉佩的下端是两件玉雁。  西周晋侯夫人组玉佩极尽巧思，华丽无比，代表了当时晋国的最高治玉水平。

 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是元代景德镇瓷器，扬州博物馆于1978年从北京举行的文物汇报展览中购得，现藏于扬州博物馆。 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高43.5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4厘米，最大腹径25.3厘米，梅瓶口小，颈短，肩丰。肩以下逐渐收敛，至近底部微微外撇。通体施霁蓝釉，云龙、宝珠施青白釉。 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代表了元代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是元代的瓷器，1950年出土于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沐英墓，现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   。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由景德镇窑烧制，高44.1厘米，底部直径为13厘米，腹径28.4厘米，口径仅为5.5厘米；无盖，小口，口沿平厚，颈短而细，平肩，肩以下收敛，胫部瘦长，近底部外撇，平底；腹部绘制“萧何月下追韩信”历史故事；画面之外配有五组纹饰带，整个梅瓶装饰繁缛，纹饰带布局疏密有致  。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是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为国宝级文物，是南京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国瓷器三绝之一。 

 登封窑白釉珍珠地划花双虎纹瓶，宋，高32.3厘米，口径7.3厘米，足径9.5厘米。 　　瓶形似橄榄，圈足。胎为灰褐色，表面施白色化妆土。外壁刻划二虎，一站立，一行走，呲牙翘尾，矫捷凶猛, 搏斗于草丛中，衬以洞石、芭蕉，近底处有一周莲瓣纹。图案以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故称“珍珠地”。 　　此瓶制作规整，线条流畅，色调和谐，绘画生动写实，笔法苍劲有力，是一件有代表性的登封窑作品。

 官窑，是南宋宋高宗时期一些窑口专为宫廷烧制的瓷器，供御捡退，在当时俗称“官窑”。官窑，毛公洞第一。 南宋官窑瓷器沿袭北宋风格，规整对称，宫廷气势，高雅大气，一丝不苟。因为胎土含铁量极高，手感沉重，胎土呈深黑褐色，后称“紫口铁足”。釉面沉重幽亮，釉厚如堆脂，温润如玉。釉面多层反复细刮，釉光下沉而不刺眼，纹理布局规则有致，造型庄重大方。另外“肉腐留骨”也是那时所造。我们今天所称官窑泛指历朝官府烧造瓷器，其实，历史上仅指南宋时期烧造的瓷器，后世再无此称呼。

 北宋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净瓶是北宋定窑瓷器，1969年在定州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现藏于定州市博物馆。 北宋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净瓶通高60.9厘米，腹径19.1厘米，口径2厘米，足径10.1厘米，颈上部饰仰覆莲瓣纹，中部为覆莲纹相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肩部一侧塑龙首流，瓷胎细白坚硬，釉色莹润、乳白泛灰。  北宋定窑白釉刻花莲瓣纹龙首净瓶形体高大，是定窑净瓶之最，也是定窑白瓷艺术的瑰宝和定窑白瓷分期断代研究的宝贵资料。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宋，高32.6厘米，口径26厘米，足径21厘米。 　　涂酱色釉，刻划数目字“三”。　　此尊风格古朴、庄重，为宋代宫廷使用的典型陈设用瓷。 　　传世钧窑器物的底部多刻有“一”到“十”不同的数目字，其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据现存实物证明，器底所刻数字越小，器形越大。 　　传世钧窑陈设用瓷器中，以各式花盆和花盆托最为多见，出戟尊则较少。目前全世界所见仅约10件左右，除此件以外，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钧窑丁香紫釉出戟尊等。

 官窑粉青釉弦纹瓶，宋，高33.6厘米，口径9.9厘米，足径14.2厘米。 　　瓶洗口，长颈，圆腹，高圈足，颈至腹部凸起7道弦纹，圈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扁孔可供穿带。通体施粉青釉，釉层肥厚，釉面满布开片纹，纵横交错。 　　此瓶仿汉代铜器式样，线条简洁雅致，凸起的弦纹改变了造型的单调感，增强了器物的装饰性。釉色给人以凝厚深沉的玉质美感，是宋代官窑瓷器的代表作品。 　　宋代官窑瓷器釉色以粉青为主，多为素面，既无华美的雕饰，又无艳彩涂绘，最多使用凹凸直棱和弦纹为饰。釉面纹片粼粼，愈显高洁古雅。开片是因釉与胎的收缩率不一致在焙烧后冷却时形成一种釉裂胎不裂的现象。它本属于釉的一种缺陷，古代工匠巧妙地利用其错落有致、生动自然的美感，形成一种妙趣天成的装饰。这种装饰常见于宋代官窑、汝窑、哥窑青瓷表面。

 汝窑天青釉弦纹三足樽 汝窑天青釉弦纹三足樽，宋，高12.9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17.8厘米。 　　樽直口，筒形腹，平底，口、底径度相若，底下承以三个蹄形足。外壁近口沿处及近足处各凸起弦纹两道，腹中部凸起弦纹三道。内外满施淡天青色釉，釉面滋润，开细碎纹片。外底有5个细小的支烧钉痕。 　　此樽仿汉代铜樽造型，器形规整，仿古逼真，釉色淡雅含蓄，釉质莹润光洁。 　　瓷樽烧制始于宋，汝窑、定窑、龙泉窑均有烧造，属于陈设用品。目前所见传世宋代汝窑三足樽只有两件，除此件以外，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亦收藏一件。

 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耀州窑五代时期的瓷器，1968年出土于陕西彬县，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形制外观 该壶通高18.3厘米，腹径14.3厘米，腹深12厘米，足径8.7厘米。器身近于球形，壶盖与器身连为一体，提梁为凤凰，流为堆贴子母狮形象，通体施有青釉，腹部满刻四朵盛开的缠枝牡丹花。

 五代越窑青瓷莲花碗，瓷器，五代吴越国钱氏秘色窑（“秘色窑”即“越窑”）烧造，奉至苏州虎丘云岩寺塔供佛器物。1956年维修苏州虎丘云岩寺塔时，从塔内出土，现藏苏州博物馆。

 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是五代时期耀州窑的瓷器，1971年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水泉1号辽墓，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高9.3厘米，长14厘米，宽7.4厘米；整体造型设计成龙鱼形，上颚向上翻卷，双翅高振呈飞翔状，鱼尾商桥，呈“U”字形，器内隔成前后两室，底置小圈足。白瓷胎，胎质细腻坚硬。内外施满青釉，釉色润泽晶莹、青翠欲滴，足根无釉。  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反映了制瓷工匠的创造性和丰富的想象力，青釉晶莹素洁，胎质细腻坚硬，为耀州窑的精品之作。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盛唐时期三彩釉陶器，国家一级文物，1959年在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高58厘米，长43厘米，施蓝、绿、黄等单色釉。骆驼昂首直立于长方形座上，张口嘶鸣状。驼背铺有带花边圆形垫子，其上搭一平台，用刻花毯子覆盖，其上有七个男乐俑盘腿朝外坐于平台四周，手持笙、琵琶、排箫、拍板、箜篌、笛、萧正在演奏，中间立一体态丰腴载歌载舞的女子。造型新颖，器形硕大，骆驼健壮，人物表情丰富，形象逼真，陶塑艺术精湛，色彩艳丽，被誉为唐三彩俑中的压卷之作。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为研究唐代雕塑艺术、音乐舞蹈、人物如实提供了宝贵资料，它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

 名称：唐长沙窑青釉褐斑贴人物纹瓷壶 时代：唐代  级别：一级 尺寸：高19.6厘米 腹径19厘米 底径14.5厘米 来源：1982年窑址出土 收藏单位：长沙市博物馆 长沙窑又名铜官窑，兴盛于唐代中晚期，衰落于五代时期。它首创了釉下多彩装饰新工艺，并且在装饰上大量引入绘画、书法、诗歌等反映唐代社会面貌的新艺术元素。而瓷胎装饰工艺的模印贴花则是它除釉下彩之外的又一大特色和亮点，引人注目。 青釉褐斑贴人物纹瓷壶，圆口，短颈，深腹，平底假圈足，肩腹部两侧各有一双轮系，前面有多棱柱短流。流口及双系下方分别饰三块模印贴花，壶嘴下方是一个持剑武士俑，双系下方均是一个舞蹈俑。持剑武士俑左手持剑举于头上，双腿弯曲，身穿紧身衣物。舞蹈俑高鼻深目，穿皮靴，戴花帽，双足呈外八字形踏于圆毯上，右手将环形手鼓举于头上，左手持环形鼓于腰间，呈“球转而行，萦去来回”的动态。 这种踏于球上，呈“球转而行，萦去来回”的舞蹈又是什么舞蹈呢？根据史料记载，这是一种来自于西域的舞蹈，名为胡旋舞，跳舞之人有男伎、女伎，最受欢迎的是“胡旋女”。在唐朝时，许多胡旋女是作为礼物由当时的俱密国、史国、米国送到唐朝的。在《新唐书》卷二十一中有对胡旋舞的记载：“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转如风。”唐《乐府杂录》“俳优……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毯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毬子上，其妙于此也。”这些都说明了在球上的舞蹈就是胡旋舞。唐朝诗人白居易曾写有《胡旋女》一诗，诗中对这种舞蹈有如下具体描写：“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有意思的是，胡人安禄山是一位跳胡旋舞的高手。陈寅恪笺白居易《胡旋女》诗云：“安禄山能胡旋舞事，见于史传中。”又复引史传：“（禄山）万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陈寅恪断言白诗“或不尽出于诗才之想象也”。 长沙窑瓷上除了以胡旋舞作为模印贴花的选材外，还有很多世间美好的事物被纳入到装饰纹样中，比如椰枣树、狮子、孩童执莲以及摩羯等等，这些足以证明模印贴花工艺在长沙窑瓷上的规模化使用。 既然模印贴花装饰工艺在长沙窑瓷上运用非常广泛，那么这种工艺是从何而来呢？模印贴花装饰的纹饰又为何多来源于域外呢？首先，根据考古发掘及文献记载，模印贴花工艺当从西亚传入，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

 唐，1980年浙江临安唐天复元年（901年）水邱氏墓出土，现藏浙江省临安市文物馆。通高66厘米，口径36.5 越窑青釉褐彩云纹五足炉 越窑青釉褐彩云纹五足炉 厘米，底径41厘米。器由盖、炉和座三部分组成。器身饰釉下彩云气、如意纹等八组图案，为唐代越窑产品。器形罕见，形体高大，造型端庄，采用堆贴、彩绘和镂雕的装饰技法，制作精美，工艺精湛，有极高的艺术研究价值。越窑的釉下彩绘瓷较为罕见，故此炉弥足珍贵，且为明确纪年墓葬出土，保存完好。

 唐代，1974年江苏扬州石塔路出土，现藏扬州博物馆。高29.4厘米，口径16.2厘米，底径19.5厘米。器施釉下彩绘，用褐彩和绿彩相间的联珠纹组成卷云和莲花汶，装饰奇特。彩绘纹样不仅有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韵味，而且带有异国情调。联珠纹应是受波斯萨珊王朝装饰纹样的影响而移植和演化而成的，也反映出唐代陶瓷在制作过程中，善于吸收、融合外来文化。 釉下彩绘在唐代长沙窑广泛使用，它打破了中国青瓷的单一釉色，丰富了唐代陶瓷的装饰技法，对后来釉下彩瓷的发展开创了先河，在中国釉下彩彩绘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器形体较大，纹样精美，造型端庄，反映了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瓷发展的最高水平，实属罕见。

 骑驼乐舞三彩俑于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骆驼昂首挺立，驮载了5个汉、胡成年男子。中间一个胡人在跳舞，其余4人围坐演奏。他们手中的乐器仅残留下一把琵琶，据夏鼐先生研究，应该是一人拨奏琵琶，一人吹筚篥，二人击鼓，均属胡乐。骆驼载乐陶俑巧妙地夸张了人与驼的比例，造型优美生动，釉色鲜明润泽，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

唐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是唐代瓷器，系河南鲁山窑制品，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长58.9厘米，鼓面直径22.2厘米。腰鼓广口，纤腰，鼓身凸起弦纹7道。通体以花釉为饰，在漆黑匀净的釉面上显现出片片蓝白色斑块，宛如黑色闪缎上的彩饰，优美典雅。  唐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造型硕大规整，线条柔和，纹饰奔放，通体漆黑明亮的黑釉与变幻多姿的蓝白色釉斑相互衬托，如云霞飘渺，似水墨浑融，装饰效果很强，堪称传世唐代瓷器中的精品。

 青釉凤首龙柄壶，通高41.3厘米，口径19.3厘米，足径10.2厘米。 　　壶盖与壶口吻合成凤头状，使得壶整体颇似一只挺立的凤鸟。壶柄塑成一直立的蟠龙，龙口衔住口沿，作窥视探饮状，前肢撑于壶肩部，后肢立于喇叭形底座上。壶体以塑贴和刻划技法装饰。腹部塑贴主体纹饰两层，上为6个联珠纹圆形开光，内有手舞足蹈的力士，下为宝相花6朵。口沿、颈、肩及胫部饰以联珠纹、莲瓣、卷叶或垂叶纹。各组纹饰间以弦纹相隔。此壶胎体厚重，釉层凝厚，玻璃质感强，带有北朝以来北方青瓷的遗风。其装饰纹样繁复，结构严谨，层次清晰。 　　六朝至唐代，我国与西亚各国文化交流频繁，波斯的一种鸟首壶传到我国，影响所及，在唐代的青瓷、白瓷及三彩釉陶中出现了凤首壶，其中以这件青釉凤首龙柄壶最为精美。此壶既吸取了波斯萨珊王朝（226-642年）金银器造型的特点，又融入了我国传统的龙凤装饰艺术，集塑贴、模印、刻花、划花等装饰技法于一体，体现了唐代制瓷工匠的高超技艺。

 天津博物馆馆藏文物隋白釉龙柄双联传瓶。 瓶高18.5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2.5厘米，腹径11厘米。盘口，单颈，双腹相连，连接处有两个环形系。肩左右两侧各塑一条修长的龙形柄，龙头探入瓶口内，似在贪婪地吸吮着瓶中的玉液琼浆。双龙柄为手工捏塑而成，手法简单干练，形象却生动逼真。双平底刻有铭文：“此传瓶，有并。”由此得知，这个瓶子的名称应为传瓶。

 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为北齐时期的瓷器，1971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淬墓，收藏于河南省博物院。  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高22厘米，口径6.8厘米，底径7厘米，侈口，细长颈，鼓腹，浅圈足，底部微凹，颈肩相交处有一道弦纹。器饰白釉，白釉泛青。腹部有翠绿斑驳，色彩鲜明。  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施绿彩，开创了中国陶瓷釉彩装饰的先河，它是单色釉向彩色釉发展的重要一步，为色彩斑斓的唐三彩奠定了工艺基础。

 北朝青釉仰覆莲花尊，1948年出土于河北省景县封氏墓。该尊器形硕大，庄严雄伟，做工精细，釉色青绿温润，是北齐瓷器中屈指可数的重器之一，是研究北朝瓷器及其装饰工艺不可多得的重要实物资料。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晋青釉神兽尊，是南京博物院十件国宝级文物之一，  为浙江越窑的产品，1976年出土自江苏宜兴周处家族墓，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西晋青釉神兽尊高27.9厘米，口径13.2厘米，高27.9厘米，口径13.2厘米，底径16厘米，造型略微呈梨式，肩部两侧和腹部各有三只横系，上大下小，作品字形排列，平底微内凹；西晋青釉神兽体量大，神兽的神态惊人，全身刻满纹饰，造型独特而又具有西晋瓷器的典型特征。

 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是三国时期的瓷器，1983年出土于南京市雨花台区长岗村吴墓（五号墓），现收藏于南京六朝博物馆。  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通高32.1厘米，口径12.6厘米，底径13.6厘米。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作回首鸟形。盘口，束颈，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腹一周贴塑四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首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  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是中国所见以绘画技术美化瓷器的最早器物，堪称早期瓷器中的艺术珍品。

 吴“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三国时期吴国文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55年于江苏省南京赵士岗吴墓出土。

 青釉堆塑谷仓罐，三国吴，高46.4厘米，口径11.3厘米，底径13.5厘米。 　　谷仓上半部堆塑多种饰物：有三层崇楼居中，一层两侧各有一条狗把门，楼檐之上有栖息的鸟和觅食的老鼠。崇楼两侧各立一亭阙，阙下有八位侍仆各执不同的乐器，正聚精会神地演奏乐曲。谷仓顶部堆塑五只相连的罐子，大罐居中，一鼠正从罐口爬出。四小罐分列大罐四角，周围簇拥着引颈觅食的雀鸟。谷仓的下半部为一完整的青瓷罐形，罐肩部其余部位塑贴一龟驮碑，碑上刻“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24字。龟之周围塑贴人物及鹿、猪、龟、鱼等动物，其间还夹杂刻划狗、鱼、龙等纹饰，另有 “飞”、“鹿”、“句”、“五种”等字样。胎体呈灰白色。平底略内凹。通体施青釉，釉面不甚匀净。 　　此谷仓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浙江绍兴三国墓出土。 　　该器以百鸟争食、欢庆丰收、牲畜满栏等题材的立体雕饰展现了1700多年前江南吴地庄园五谷丰登的场景，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此器用来随葬，称为“冥器”（又称“明器”），目的是祈望死者仍能保持生前的种种享受。

 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中国西汉时期文物，1955年于云南晋宁石寨山甲区一号墓出土。器身呈四耳铜鼓形，器盖上铸刻有古滇国杀人祭柱的祭祀场面。出土时器身稍有残缺，器内盛有贝币。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从1950年代开始在该省全省范围内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试掘、调查。1955年，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的石寨山西面坡上发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址一处，获得大量陶器和石器。1955年至1960年间，先后四次在石寨山山麓发掘了春秋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48座，出土文物四千多件。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于1955年出土，在发掘报告《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中被称为“鼓形四耳器”。 形制 贮贝器是滇国特有的贮放贝币的青铜器，器上铸造出姿态各异的群像，具体而生动地表现了祭祀、战争、狩猎、祈年、播种等情形，是研究滇国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6]。 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呈铜鼓形，通高38厘米，有底有盖，盖直径30厘米。贮贝器腰部有用阴线浅刻的狩猎图案，为八个裸体人物，胯下系宽带，上束至腰际，手持兵器作追逐野猪兽状。器盖上表现的是滇国的一次祭祀活动，共铸有各种人物52人，猪1头，狗1条。器盖两侧边沿各置一小铜鼓，中央立有一根高9厘米的圆柱，圆柱中段有两条蛇盘绕，顶端有一头老虎，底座横卧一条鳄鱼。圆柱的右侧竖立一牌，牌上有一名双臂反缚的裸体男子，其发辫系于牌后。牌右前方坐一个左足锁于木枷中的人，一个反缚双手跪于地上的裸体人，三人应为用来祭祀的牺牲。铜柱后方是四排齐整列坐的妇女，每排三至四人，前两列妇女中立一名肩披巾，双手抚于胸前，作观望状的男子。列坐者的左侧另有四名妇女，膝前放置有盛放鱼、肉等物的篮子，四名妇女前有一名伫立观望状的男子。另有一个位乘坐四人肩舆的贵族妇女，可能是祭祀仪式的主祭人。肩舆侧面有两名女子，后方跟随一名男子，应当是主祭人的随从。在肩舆者附近另有受刑者、执斧行刑者若干人。 对于器盖雕铸内容的宗教含义，学界有多种不同解读。孙太初在发掘报告中推测其可能是祭祀仪式，而中央立柱可能是信仰图腾。冯汉骥则认为器盖所表现者是“报祭”，也就是“丰收祭”或“收获祭”，柱后列坐女子筐中或手持的物品，为新收获的农作物，铜柱可能是代表“社”所在的地方或者是“社”的象征。方国瑜同意冯说，也认为器盖图像所表现者的是祭铜柱，属于一种与农事有关的丰收祭典。张增祺在其《长江上游璀灿的滇国青铜文化》一文...

 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是西汉早期的连弧纹彩绘镜，1963年9月于陕西省西安市红庙坡村西汉墓出土，现收藏于西安博物院。  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直径27.5厘米，是以“出行”“狩猎”为主题的彩绘镜，描写了西汉贵族恣情享乐的生活场景，出自西汉帝都。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形制圆形，弦钮，圆钮座，座底涂有朱红色，钮为三轮覆瓦纹，镜背饰红、绿、黑四色彩绘。图案分内、外区，镜内区淡绿色底上绘云气纹，间以红色花卉；外区朱红色云纹底，上绘四个圆璧形图案，其间绘有树木花草及人物车马，似有一定的故事情节。

 诅盟场面贮贝器，或称诅盟场面铜贮贝器、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中国西汉时期文物，1955年至1960年间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该器为青铜铸造，通高53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器盖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从1950年代开始在该省全省范围内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试掘、调查。1955年，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的石寨山西面坡上发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址一处，获得大量陶器和石器。1955年至1960年间，先后四次在石寨山山麓发掘了春秋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48座，出土文物四千多件。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诅盟场面贮贝器、“滇王之印”金印、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等均为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形制 贮贝器是滇国特有的贮放贝币的青铜器，器上铸造出姿态各异的群像，具体而生动地表现了祭祀、战争、狩猎、祈年、播种等情形，是研究滇国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出土时器中贮满源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暖水区域的海贝。 诅盟场面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三只兽爪足。器盖上铸有表现滇王杀祭诅盟场面的雕塑，包括干栏式房屋一间，巨型铜鼓两台，以及各类人物和牲畜，据统计除残缺者以外，器盖上人物仍达127个之多，是此次发掘的众多贮贝器中，再现场面最大、最丰富的一件。 器盖上的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分上、下两层，上层呈人字形，下层四面出檐。平台由小柱支撑，前后均通过梯子与地面（器盖面）连接。平台上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妇女，似为主祭人，其周围放置有十六面铜鼓。妇女的左前方及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则摆放着各类祭品。房屋外有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有持刀的屠夫，有喂猪、喂孔雀的妇女，还有虎、犬等动物，有击打青铜鼓和𬭚于的，有被捆绑在石碑上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

 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又名陈璋圆壶，为战国中期的容酒器，1982年2月10日于江苏省盱眙县穆店乡马湖村南窑庄出土，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通高24厘米，口径12.8厘米，腹径22.2厘米，圈足径13.8厘米，重6250克，由器身和肩与腹上的网套组成。器身作侈口，长颈，圆腹，圈足。此器口沿刻有记录壶的容量的铭文。圈足外刻有“陈璋伐匽（燕）之获”的字样，反映了公元前315年齐国与燕国的战争。

 战国商鞅方升，又称商鞅量，是战国时代秦国铜制量器，战国商鞅方升初置于“重泉”（陕西蒲城县），后转发至“临”地。战国商鞅方升出土于晚清时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战国商鞅方升，全长18.7厘米，升纵7厘米，横12.5厘米，深2.3厘米，容积202.15立方厘米，重0.69千克，为长方形的有柄量器，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 战国商鞅方升是国宝级文物，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是秦统一六国后造量器的标准器具，此器是研究秦国量制的极重要的资料

 越王勾践剑是春秋时代末年的锡青铜剑，相信为越王勾践所使用。于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县望山1号楚墓出土，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后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形制 剑长55.7厘米；剑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质量875公克。剑身两面有深色菱形暗纹，护手正面镶蓝色琉璃，背面镶绿松石花纹。剑首为圆箍形，内有11道同心圆圈。剑身整体经过硫化处理，耐腐蚀性和强韧程度得到极大地提高，说明中国古人在金属的冶炼和表面处理方面的技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该剑出土时仍寒光四射，锋利无比，反映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制剑技术，为古代兵器中的奇宝。 关于越王之剑为什么出现在湖北境内，有多种解释。有些历史学家推测是楚国灭越国之后，此剑作为战利品被楚国收藏，但有历史学家研究发现出土此剑之墓在楚昭王或楚怀王时已存在所以也有一种更为世人接受的说法，认为越国曾经和楚国联姻，此剑为越国公主陪嫁，来到楚国，后世楚王将此剑赐予大臣，后来被人所发现。 铭文 刻字解析 其剑身刻有鸟虫书铭文“戉王鸠浅”和“自乍用鐱”，经学者唐兰考证意即“越王勾践，自作用剑”。 其他 另外，同墓亦曾出土与越王勾践剑极为相似的一把铜剑，长60.6厘米，只是没有铭文，现该剑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越王剑实际上有很多，当时春秋晚期，吴越交战，越王曾寻制剑大师欧冶子到越地制剑。现在出土的越王剑有四把，其他的分别是越王者旨于赐剑、越王不寿剑、越王州句复合剑。这四把剑曾经在南京博物院一起展出。不过从文物价值来看，越王勾践剑更为知名，称其为“天下第一剑”主要是因为这是勾践的“自用”剑。在剑身上有八个美丽的篆文，而且这种篆文是经过特别美化的，称为“鸟篆”。篆文当时能够明确认出来的只有六个字“越王**自乍用剑”，只能说明为越王用剑，越国有十个越王，无法确认确切主人为何者。考古现场专家方壮猷认为这两个字是“邵滑”，是楚国派到越国的“越奸”，最后被封为越王。不过，古文字专家唐兰却认为，这两个字是“鸠浅”，是“勾践”的通假字。这个观点最后也得到了其他专家的认同。

 逨盘，或称西周逨盘，一件中国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器形为四足附耳盘，于2003年1月19日在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出土。该盘的盘底有21行372字的铭文，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周天子的历史，铭文印证了史籍中对周王世系的记载。通过铭文可知该盘的作器者名为“逨”，因而得名“逨盘”。该盘被中国国家文物局收录到了2013年8月19日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中，属于禁止出境展览文物。该盘现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的五位农民在该村北砖厂的北崖，据地面十多米的半坡上取土，约下午4点钟的时候，村民王拉干在地上挖出了一个洞，透过洞口可以看到一片青光，王拉干觉得像是墓葬中的棺材。而另一位村民王明贤仔细端详后认出是4个大铜鼎。五位村民商议后决定将此事保密，防止发生哄抢，并且派他们中间一个叫王宁贤的村民回家打电话通知相关部门。 随后，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队、眉县文化馆共同组建的联合考古队对该窖藏进行了发掘，窖藏中共发掘出土了27件青铜器，全部属于西周单氏家族所有，且全部都带有铭文。其中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就是逨盘，共有21行372字。整个窖藏是一长方形竖穴连接一个大致呈圆形的龛，青铜器全部放置在龛内。窖藏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作器人“叔无父”、“单五父”、“单叔”都被认为同逨为同一人。另外，考古人员还对窖藏周围进行了调查、钻探和发掘，共发现了16座墓葬，1处车马坑，以及1处马坑。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的发掘被评为了中国当年的考古十大发现。 形制纹饰 逨盘通高20.4厘米，口径53.6厘米，圈足直径41厘米，腹深10.4厘米，兽足高4.2厘米，重18.5千克。逨盘的器形为四足附耳盘，盘是一种盛水器，一般与匜配套使用，水由匜中倾倒而出，用以洗漱，最后由盘来承接。逨盘敛口，方唇，口沿宽平外折，浅腹，腹壁外弧斜，盘底近似为平面；有两个“U”型附耳，两耳之间有近乎圆雕的螺丝犄角状套环龙首，环为扁平的圆环；盘底之下是高圈足，圈足下附有四个兽足。腹和圈足上装饰有窃曲纹，两个附耳和衔环上装饰有重环纹。 铭文及释读 逨盘铭文拓片 逨盘的盘底有21行372字的铭文，包括12个重文符号和1个合体字，是所在青铜器窖藏中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虽然其铭文字数不及清代出土的毛公鼎，但它超过了1967年出土的墙盘成为了中华人民共...

 㝬簋，又称厉王簋、胡簋、厉王胡簋，西周晚期青铜器，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5月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该器器形属双耳方座簋，腹内底有铭文12行124字。根据铭文可知，该簋为周厉王的自作器，制作于厉王十二年。现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外形纹饰 㝬簋通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腹深23厘米，最大腹围136厘米，重60公斤。[1][6]截至2016年，㝬簋仍是已知最大的商周时期青铜簋，有“簋王”之称。簋本来是用来承放熟食的食器，而体型硕大的㝬簋应当是祭祀祖先用的礼器。 㝬簋口沿向外伸展，颈部收束，腹部鼓起，圈足下方附有一个方座。双耳呈獠牙兽首形，兽首高耸于器口，耳下有珥（环状饰品）。口沿与圈足饰有窃曲纹，腹部与方座饰有直棱纹，方座顶面四角饰兽面纹。 铭文 㝬簋内底有铭文12行共计124个字，是周厉王为祭祀先王而自作的一篇祝词。[7]大意为：我昼夜尽心经营先王事业，以配皇天，我任用义土献民，祀先王宗室。作此簋以祀上天，愿上天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赐降多福、长寿和智慧。 出土 1978年5月，㝬簋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公社齐村（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齐村）。当时正在进行夜间挖水塘施工，推土机从地下将㝬簋推了出来，司机发现它时，已经被推土机撞破。由于此前宝鸡就曾多次发现国宝级青铜器，在场村民轻易地就认出这是青铜器碎片，于是捡走了一部分。当地文物部门拼接修复器形时，发现缺失部分过多，从村民手中回购了被捡走的30余片才最终比对焊接成型。

 西周晋侯鸟尊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 ，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和翼城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中的晋侯墓。该鸟尊现收藏于山西省博物馆，被誉为山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晋侯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整个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头微昂，高冠直立。禽体丰满，两翼上卷。在凤鸟的背上，一只小鸟静静相依，并且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凤尾下设一象首，象鼻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全身布满纹饰。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鸟尊的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可证明为宗庙礼器。 从器型的构造比例等特点来看，在形体制作上未能兼顾总体造型的匀称，以及凤鸟造型特点，从此上说，其时间当西周稍早时期。根据其出土于M114墓葬中来看，则该尊年代可确定当在西周中期偏早。

伯矩鬲，或称牛头纹带盖伯矩鬲、牛头鬲，西周早期青铜器，国家一级文物，1974年出土于中国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黄土坡村的一座西周燕国贵族墓葬。该器虽属炊煮器鬲，但根据铭文，它是一件祭器，是伯矩铸造来祭祀自己的父亲戊的。该鬲现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馆，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展有复制品。 伯矩鬲通高30.4厘米，口径22.8厘米，重7.53千克。该器三足两耳，有盖，鬲口略向外撇，束颈，两耳立于折沿之上，鼓腹，足部呈袋装，足跟为柱状。 伯矩鬲具有西周早期青铜鬲的典型特点，形体较大，纹饰繁复而精制。比较罕见的是，它还带有青铜的器盖，不同于一般青铜鬲因为原来用木盖所以出土时都已无盖。该器的装饰以平雕、高浮雕和圆雕相结合，颈部有一圈平雕的夔纹，而从盖钮到足部，装饰有七个风格各异的牛首兽面纹。盖钮是由两个完全凸出于器表的圆雕式小牛头相背而立组成，这两个牛头的牛角上翘，牛耳直立，眼部微隆，非常写实；盖面上铸有两个高浮雕式牛头，牛眼圆睁，牛口大张，口中有獠牙，牛耳和牛角均凸出于器表，牛角上装饰有鳞纹；三个浑圆的袋状足上各装饰有一个浮雕牛头，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外形与器盖上的相似，长角上翘、巨眼圆睁、大鼻突起，但牛角更加粗大、高挑。 在商周时期，牛是祭祀中最高规制的祭品，此外主要用作拉车和食用，是当时主要的肉食，牛的肩胛骨还常用来占卜。作为力量的象征，牛首是商周青铜器兽面纹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题材。但像伯矩鬲这样铸有多达七个牛首的造型还是极为罕见的，它高浮雕的立体风格也比较少见，四羊方尊是另一个较为知名的高浮雕青铜器，不同于四羊方尊是用分铸法制作的，伯矩鬲是用一次浇铸注成形的浑铸法制作的，这体现了燕国当时高超的冶铸水平。 伯矩鬲的盖内和颈内壁铸有相同的铭文，盖内为四行十五字，颈内壁为五行十五字，内容为“在戊辰，燕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铭文的大意为在某个戊辰日，燕侯赏赐伯矩海贝，伯矩为纪念这件事铸造了伯矩鬲用来祭祀父亲戊。海贝在商周时被用作货币，常见于当时的赏赐，西周时期铭文中常有“赐贝”的记载。虽然没有还不清楚作器者伯矩的具体身份，但是出土的带有伯矩铭文的礼器已达二十余件，在加上当时是西周早期，能够拥有如此多的青铜器的伯矩应当是仅次于燕侯的卿大夫一级的高级贵族。伯矩名字中的“伯”表示他是兄弟排行中的老大，他的名字是一个典型的周人名字，但他父亲的名字“戊”，则符合商人以天干命名的习俗，反映...

 天亡簋（“簋”，拼音：guǐ），又名大豊簋、朕簋、退簋，是一件铸造于西周初年的四耳方座青铜簋，与利簋同为西周初期时代最早、最有代表性的青铜器。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腹内底部有铭文8行78字，内容与周初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 流传 这件青铜簋最初由清代山东潍县金石学家陈介祺收藏。据陈介祺记载，该簋在道光末年（1844年），与毛公鼎一起出土于陕西岐山。陈介祺去世后，此簋也失去踪迹。1956年突然在上海现世，由琉璃厂商人买下后交给北京故宫博物院。[5]现归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形制 主纹饰为两两相对的蜗身兽纹 簋高24.2厘米，底径18.5厘米，口径21厘米。侈口；四只环耳作兽首造型，耳下垂有方珥；深腹，下腹鼓起；圈足下铸有方座。方座簋和四耳簋都流行于西周早期。 器身和方座上的主纹饰，是两两相对的蜗身兽纹（又称夔纹），头是龙的形状，身体像背着壳的蜗牛。这种纹饰大多见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

 青铜立人像，出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中国发现的距今最久远也最高大的青铜人像，现存于四川省三星堆博物馆。 外观 铜人连同底座高达2.62米，基座高0.9米，人像高1.72米，铜像中空，重约180公斤。铜像五官突出，棱角分明，耳垂上有圆形耳洞。铜人身着三层薄衣，内层长至小腿，后摆开叉，衣服上有精美的花纹。此铜像左右手中心轴不在一条直线上。有的学者认为这样设计是用来放置和展示象牙或瑞草。 青铜立人像出土时从腰部被断为两截，背部断裂变形，专家推测在入土前就被砸碎，1987年8月由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孙振翔、赵家英、傅金凯、王赴朝等人修复。修复后背后缺少一个铜片，后在1993年，三星堆文物修复完成后的清理中找到该块残片。 铜像身份 关于青铜立人的身份，有人认为是巫师，有人认为是帝王，尚无确切说法。

 大禾方鼎，又名人面纹方鼎，是商周时期的铸品，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器形 原器通高38.5厘米，重12.85公斤，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鼎呈长方形，口沿外翻，立有两耳，鼎腹外四面有四个人面纹，边角有象征性的角、爪纹装饰。经过化学分析，它的合金成分为：铜占76.06%，锡占12.66%，铅占11.94%，是理想的青铜合金比例。 该鼎的人面纹造型生动严肃，十分罕见，以人面作为主体装饰的方鼎仅此一件。关于人面纹的含义可能与“黄帝四面”的传说有关，也有说法认为鼎内的大小正好可以放置人头，可能是猎头和祭祀首级的用品， 铭文 方鼎铭文“大禾” 在鼎腹内口沿下，有“大禾”两个字，印两字左右排列，也有说“禾大”。大禾可能是物主的标记，即是做器者的名字。“禾”字如谷子抽穗时的植株形象，结合器壁的人面形象，有人认为是对祭祀、祈祷谷物丰收的一种纪念。

 商龙纹兕觥是商晚期的青铜器，1959年出土于山西石楼县桃花者村，现收藏于山西省博物院。  商龙纹兕觥高19厘米，长43厘米，宽13.4厘米，通体呈龙形，前端为龙首，露齿昂翘，瞠目张角，龇牙咧嘴为流；盖面饰龙纹与前端龙首衔接，衬涡旋纹；腹两侧以涡纹和云纹为衬托，主纹饰鼍纹和夔龙纹，头向与龙首相反，颇富动感；一边一对贯耳用于悬挂；圈足饰相对的夔龙纹。   商龙纹兕觥是商代晚期“方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品，也是研究商代北方民族青铜器铸造工艺，器物造型的重要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四羊方尊，商代青铜器，是商代方尊中现存最大的一件，其造型独特和工艺精美而堪称国宝。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省宁乡县，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四羊方尊便是宁乡青铜器群的代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 “尊”是一种盛酒器。尊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尊”，常与“彝”并称成组的青铜礼器，此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 器形 四羊方尊高58.3厘米，重约34.5公斤，尊的肩部四角各有一个卷角羊头，其中羊角是先铸成后再合范浇铸而成，因为高超的技术而难见接口，浑然一体。整个器物通体饰繁缛的凤鸟纹、兽面纹、蕉叶纹和云雷纹，纹饰精美。

 子龙鼎，或称商子龙鼎，中国古代青铜器，年代断定为商末周初，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子龙鼎内壁近口缘处刻有铭文“子龙”二字，并因此而得名。2006年4月，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出资4800万元人民币从香港藏家手中将子龙鼎购回，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是现已发现商代青铜圆鼎中形体最大的一件，也是带有“龙”字铭文最早的青铜器。 子龙鼎的形制、纹饰与1990年殷墟郭家庄M160墓中所出土圆鼎的接近；轮廓、口沿下饕餮纹构造等与1956年殷墟后冈圆形祭祀坑所出土戍嗣子鼎相仿，北大历史系教授朱凤瀚等学者比较认可该鼎为商末器物，而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陈佩芬则著文指出该鼎为西周早期器物

 《步辇图》传为唐朝画家阎立本的作品之一，描绘贞观十四年（640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 现存画作为设色绢本，高38.5公分，宽129公分，被认为是宋朝摹本，但仍被列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1972年，《步辇图》在故宫博物院“修复计划”中被改动，故宫博物院的11位专家为这一行为签字作保。但此次改动，引起争议。

 《万松金阙图》卷，南宋，赵伯骕作，绢本，青绿设色，纵27.7厘米，横136厘米。 　　该图无作者款印，后纸有元代赵孟頫跋，称之为赵伯骕真笔。该图画江南的湖畔松岭和楼阁，属青绿山水，笔法清细繁复，格调柔丽雅洁，显示出南宋皇家贵胄新的审美情趣。该图的出现，标志着宋代山水画的表现对象从北方雄浑的山川转移到江南的青山绿水。 　　卷尾除有赵孟頫的跋之外，还有元代倪瓒、张绅的题记。 　　清《墨缘汇观》、《大观录》著录。

 马和之《后赤壁赋图》卷是中国 南宋初年画家 马和之山水人物画代表作。 马和之(12世纪) 钱塘 (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无史籍可考，南宋绍兴(1131～1162)进士。官至工部侍郎。善画人物、佛像、山水，师法唐吴道子，创“兰叶描”法。此图绢本，淡设色，纵25.9厘米，横 143厘米。系根据苏轼文学名篇《后赤壁赋》内容创作，形象地再现了赋文内容。画面长江浩渺，远山起伏，江心一舟顺流而下，舟中苏轼与同游诸友据舱而坐正在饮酒。天空明月高悬，一只仙鹤飞过。对岸赤鼻矶断岸千尺，矶上杂树丛生，矶下水落石出。布局简远，景致清旷，笔法用兰叶描，秀逸而流畅，设色淡雅,人物生动,别具一格。后幅有南宋高宗赵构草书《后赤壁赋》全文，无名氏篆书《后赤壁赋》全文。本幅及前后隔水分钤梁清标、安岐等及清内府藏印40余方。《南宋院画录》、《大观录》、《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等书著录。现藏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