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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孔玉刀，或称夏七孔玉刀或七孔大玉刀，夏代玉器，1975年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现藏于洛阳博物馆。玉刀长65厘米，宽9.5厘米，最厚处0.4厘米，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中最大的[1]。刀背处钻有七孔，并有锋利的刃部。玉刀的用途有多种说法，可能是礼器或刑具。 七孔玉刀的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刀体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有对称的凸齿，近肩处有排成一直线的七个圆穿。玉刀两面饰纹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纹图。七孔玉刀的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类似的玉刀还发现过多枚，但形制稍短，刀背钻三孔或五孔，时代有早于二里头时期的，也有与二里头同时的。 用途 玉刀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仍有制造，到西周已经消失。七孔玉刀的用途仍不确定，可能是象征权威和地位的礼器。玉刀上的局部黄色沁被认为是血液长期渗透的结果，而玉刀因为质地很脆，并不能用作武器，因此推测曾作为杀人的刑具使用。

 双鸟朝阳纹牙雕是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牙雕艺术品，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双鸟朝阳纹牙雕出土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期文化层第226号探方。牙雕长16.6，残宽6.3，厚1.2厘米，以阴线雕刻，由圆锥浅钻而成。中部为一组同心圆，与外侧的火焰状纹形成太阳形象，两侧为对称的双鸟纹，边缘有线条衬托。图像两侧设有6个捆绑或悬挂用的小圆孔，上四下二，均为对称钻而成。 1996年5月12日中国邮政发行的“河姆渡遗址”特种邮票第四张“崇鸟敬日”主题即为双鸟朝阳纹牙雕 。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象牙梳是用象牙制成，背厚齿薄，共有16个细密的梳齿，梳身采用镂雕技术，雕出由3行条孔组成的“8”字形图案，是迄今为止原始社会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 这件象牙梳略星长方形,上端钻3个员孔,边缘还刻有沟槽,似为镶嵌之用。主体部分镂出由3行条孔组成的旋纹图案,并内填“T"形花纹。下端共有17个细密的梳齿象牙梳造型美观,工艺精致,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此象牙梳是用象牙制成,背厚齿薄,共有16个细密的梳齿,梳身采用镂雕技术,离出由3行条孔组成的8"字形图案,是迄今为止原始社会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与此同时,还发现了象牙筒,可能是装梳子的用具。在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骨簪、玉鬙、玉发箍等固定发式或美发的用品,可见当时的人们十分重视梳理头发,并流行梳大汶口文化后期,社会财富日益丰富,出现了财产及社会阶层的分化,这种分化在大汶口墓葬中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在大汶口100余座墓葬中,有些墓空无所有,多数墓葬只有几件简单的陶器或石器,而少数大墓的随葬品却多达100多件。这些大墓不仅拥有大量制作规整、器类繁多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品和工具,更有贵重的象牙器、玉器镶嵌松绿石的骨离工艺品。这件镂雕旋纹象牙梳即出自一座大墓,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钺是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于1986年出土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山良渚文化墓地第12号墓，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钺的钺冠饰为白玉，一侧有紫褐色瑕斑，钺端饰亦为白玉，一侧同样有紫褐色瑕斑。钺身通长17.9厘米，上宽14.4厘米，刃宽16.8厘米，厚0.8厘米，为青玉制成，有少量褐斑，玉材优良，具有透光性，抛磨精良，光洁闪亮。近顶部中央有一小孔，其直径仅为0.5厘米，小孔上方有捆扎的擦痕。在两面刃的上部各雕有浅浮雕神人兽面纹。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钺制作精致，有纹饰的玉钺目前仅此一件，对了解此类器物的用途和定名等问题有重要的价值。

 红山玉龙是在中国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龙形雕刻，通常由玉石雕成。整体呈C字型，头部类似野猪，背部有类似背鬃的形状并上翘，尾部较钝，通身没有纹饰。由于其造型古朴简单，被认为是中国中原地区龙型崇拜文化的起源。 红山文化玉龙出土已有上百年的历史，面世玉龙已有26件。 华夏银行取其形象为标志图案。 墨绿色玉龙，高26厘米，完整无缺，体蜷曲，呈C字形。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有鬣。有4种动物的特征：鹿眼、蛇身、猪鼻、马鬃,证明了红山文化先民有想象力和创造力。龙背有对钻的单孔，经试验此孔用于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又名玉雕龙,蜷体玉龙 这是一条高26厘米，重1000克，周身呈墨绿色的玉龙，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通体琢磨，光洁温润。 　　玉龙的造型非常耐人寻味：龙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平齐又微微上翘，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细长的眼睛睥(pì)视前方，颈部一道夸张的长鬣(liè)雄健地飘拂上卷，粗壮的龙尾内屈，迎向龙首，整个身体构成一个很有力度的反“C”字，仿佛瞬间就要腾空而起。 　　龙身大部分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颚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呈规整的小菱形。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小圆孔。经测试，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说明小圆孔所在位置应该是整块玉料的重心。 　　在目前已发现的原始玉雕中，时代较早、工艺最有特色的，首推红山玉雕。已见报道的红山玉雕有百余件之多，被确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红山玉龙已经具备了成熟龙形的诸多元素，有“中华第一龙”的称誉。 　　龙的起源 　　自古以来，龙便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物，海内外所有的炎黄子孙都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在古老的神话中，龙的形象随处可见。在商周时期的出土文物中，龙的造型已经相当成熟。 　　龙是什么？龙的形象究竟起源于何时？ 　　红山龙形玉雕系列的出土，第一次以确凿的考古实物证明，龙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龙的早期形态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特别是那变形的兽首部分，尖利的獠牙，飘扬的长鬣，像猪？似马？如熊？也许是其中一种，也许是多种动物形态的概括和组合。 　　中华民族的祖先怀着对造物主的虔诚和敬畏，把自然界中自己最熟悉和尊崇的动物形态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形象——龙，并将它刻在通灵的玉...

 1978年出土于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是一件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器。现藏于山东博物馆，彩陶八角星纹豆的口颈为26厘米，足径为14.5厘米，通高28.4厘米。 豆为盛食器，也是祭祀用的礼器。 　　此器泥质红陶，豆盘为圆唇斜口、深腹，喇叭形高圈足，造型匀称、深厚、稳重。器皿的主体装饰是红褐色陶衣上描绘的六组白彩八角星纹。八角星纹是由一方形四面延伸两角构成八角，六组八角星绕豆腹一周，均匀地分布成带状，星与星之间采用两道竖线分隔。豆的口沿和高把装饰比较简单。口沿部分是在白色陶衣上描绘八组相对的半月形纹，半月形纹之间绘红彩短竖线五道。豆把部位用两道白彩圆弧纹，将豆把的高度分为相等的三截。圈足部位绘两圈褐色彩带，彩带之上用白彩绘贝形纹样。这是一件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器。此器纹饰构图对称，色彩对比强烈，堪称我国彩陶艺术珍品。 用途 豆，为古代的一种盛食器皿，形似高足盘，或有盖，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盛行于商周。新石器时代的豆多为陶豆，并为许多文化类型的居民所通用。此件八角星纹彩陶豆，是大汶口文化先民使用的盛食器，出土于山东泰安，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造型 此彩陶豆敛口侈沿，深盘圆底，下有喇叭形高把，造型匀称、深厚、稳重。器皿的主体装饰是红褐色陶衣上描绘的六组白彩八角星纹。八角星纹是由一方形四面延伸两角构成八角，六组八角星绕豆腹一周，均匀地分布成带状，星与星之间采用两道竖线分隔。豆的口沿和高把装饰比较简单。口沿部分是在白色陶衣上描绘八组相对的半月形纹，半月形纹之间绘红彩短竖线五道。豆把部位用两道白彩圆弧纹，将豆把的高度分为相等的三截。此类八角星纹装饰，还见于江苏邳县大墩子出土的一件青莲岗文化彩陶盆上。彩陶盆的造型与此豆的上半截几乎相同，装饰色彩也相一致。所不同者，陶盆略大，且表面的八角星纹有七组。两件陶器都是新石器时代先民留下的工艺美术佳作。之所以脍炙人口、独领风骚，原因在于表面装饰采用的复彩技法所展现的色彩美感及其纹样所反映的似有特别含义的物象。 色彩 复彩是将多种色彩同时应用，组成一幅图案。复彩技法是否运用得当，关键在于不同色彩之间的搭配和少色多彩效果，八角星纹彩陶豆恰恰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豆的色彩只有红、白、黑三色，但是作者已经懂得利用白底红彩和红底白彩可以取得两种不同的效果，并用这个原理将口沿与豆身区别开来。另外，同样都是红底上画白彩，是否用黑彩勾边，效...

 彩陶人形双系瓶，新石器时代文物，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1973年于甘肃秦安邵店大地湾出土。 陶瓶系用细泥红陶做成的，圆鼓腹，平底。器口为圆雕人头像，头部左右及后部刻划出整齐的披发，前额上垂着一排整齐短发，形成齐眉“刘海儿”。两眼为圆孔洞，显得目光深邃。鼻子呈蒜头形，雕有鼻孔。嘴微微张开，似正言语。两耳外展，皆有穿孔，当为垂系饰物所用。瓶体上从上至下以黑彩饰三层大小相同、由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 陶瓶人头像器口运用不同的雕塑手法，头发和嘴系雕刻面成，鼻、额和脸部系捏塑而成。人头像五官整齐、面庞秀丽，器身造型典雅，与人物形象浑然一体，是大地湾文化彩陶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史前集彩绘、雕塑与造型艺术于一身的杰作。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80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3072号墓，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通高9厘米，直径40.7厘米，底径15厘米，腹深7.8厘米。胎呈褐色，器表为灰褐色。盘的外壁着绳纹，内壁施黑色陶衣并经磨光，唇沿及内壁上缘一周涂成朱红色，内壁施黑陶衣为地，并用朱红彩绘制出一蟠龙纹，龙的尾部已经漫漶不清。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上的蟠龙颈部上下对称绘出鳍或髭状物，与商周蟠龙的明显区别是无角也无爪。这同其蟠曲的形态一样，也是陶寺龙纹具有一定原始性的反映。从身、尾、目的形状和它口吐长信的特征看，很像蛇，但从方头、巨口、露齿看，又与鳄鱼接近。从而可以看出，陶寺蟠龙的形象，显然不仅仅是来源于一种动物的形象，而是集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的特征于一身。与商周青铜器上的蟠龙纹比较，其构图颇为接近，却略有不同，后者是头在盘底中心，身向外卷，尾在最外圈，在表现手法上更接近蛇类的自然习性。这为探讨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考古学者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的彩绘图案是蛇形龙的形象，而通过对其图形部件的图式分析，分辨出该艺术形象可分解为蜷体、分节、长吻有齿、张口、树枝状纹饰、尺木“角”等图式，通过与史前相关遗存的比较，认为该蟠龙纹原型应为蚕吃桑叶的形象。这种新认识为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国蚕桑文化在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经过多年较大规模的发掘，陶寺遗址出土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存，特别是文字、城址、宫殿、铜器、陶礼器、观象台等。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来看，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应当是“王都”级聚落所具有的标志性的建筑。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的规格很高，是一种代表身份的特殊随葬品。蟠龙图像也似乎有特殊的含义，而非一般纹饰，有学者推测很可能是氏族或部落的标志，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样。可能当时的人们画赤龙于盘以殉祖先。他们崇拜赤龙图腾赤龙就是他们的祖先或祖先的化身。以赤龙即赤蛟、赤蛇等为祖先的华夏族人，就是帝尧陶唐氏。...

 网纹彩陶船形壶是1958年陕西省宝鸡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壶，收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器器作船型，杯型口，平肩，肩上两边各有一半环型钮，鼓腹，两端起尖角，平底。泥质红陶胎，器身表面不甚平顺，抚摩时有涩手感。腹两壁以赭黑彩绘网纹。 新石器时代时彩绘陶多采用赭色与红色，是在制胚成型晾干后直接用矿物颜料画在器表上的。这类颜料易氧化，所以一般出土的彩绘陶其颜色难以保存。这一时期有许多陶器均以网纹或鱼纹为饰，似乎向人们揭示仰韶文化地区人类与黄河的共生关系。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74年出土于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一座墓葬中，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口径9.2厘米，高33.4厘米；泥质红陶，侈口，口沿外翻，短颈，鼓腹，腹下部内收，平底，腹中部有对称的环耳；器正面自领至腹部有堆塑和彩绘相结合的裸体人像。 陶壶上贴塑人形，成了神秘观念和生存丰产愿望的载体，加重了它在氏族生活中的地位，也使它成为中国史前工艺中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这件彩陶壶是史前雕塑艺术的杰作。 壶用细泥红陶制成。敞口鼓腹小平底，腹下部有双耳。颈部略歪，正面塑人头像，其余为曲折线。腹部两耳上方绘两大圆圈纹，其间填以网纹，前后又施有蛙纹。唯正面中部蛙纹略去，在空档处浮塑彩绘人体像。人体正面全裸，头部贴塑在壶颈上，五官齐全，招风耳和张着的嘴特别突出。手脚由泥条对称贴塑，双手经过仔细刻画，两足则较粗略，躯体上有突出的肚脐和双乳，乳头特意用黑彩描绘。女性生殖器官用雕塑完成，被夸张地放在躯体正中央，也是陶壶的正中位置。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器身施黑彩。器背面和两侧绘圆圈纹，圈内填网格状纹饰。头像部分就用了雕镂、贴塑、刻画和绘画等不同的艺术手法。 裸体浮雕彩陶壶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在数以万计的彩陶器皿中脱颖而出，被誉为稀世艺术珍品。这件彩陶壶是史前雕塑艺术的杰作。 在众多远古文化遗存中，人体造型艺术及其传统是一个有趣而又带点神秘色彩的话题。人是万物之精，以人为模型塑造的作品，反映了原始人对自然世界的理解和创造。这件彩陶壶不是单纯地塑造人体，而是将人形贴塑于壶上，可能具有更加复杂的意义。 特殊的图案装饰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具。一般认为这是一个集男、女为一体的两性人，是一种男女同体的崇拜物，与远古时期的萨满有关。在萨满教信仰中，两性人往往是天和地、神与人的中介，具备沟通天地、人神的能力，可以将人的祈求、愿望转达给神，也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此外，关于人像也有单一女性或男性的不同说法，分别寓意女性崇拜、生殖崇拜或父权制度下男性崇拜的象征。

舞蹈纹彩陶盆于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为新石器时代后期陶器，为水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盆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底径10厘米，呈橙红色。上腹部弧形，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饰三组舞蹈图，新石器时代后期马家窑文化的代表。 这件舞蹈纹彩陶盆造型优美，特别是盆上直接描绘了原始先民生活场景的图画。舞蹈纹以单色平涂手法表现出类似剪影的效果，人物造型简练明快，动态活泼，三组舞人绕盆沿形成圆圈，盆中盛水时，跳舞时的矫健身躯与池中倒影相映成趣。小小水盆成了平静的池塘，池边欢乐的人群映在池水之上，舞蹈的韵味让人心醉。从这小小的盆上折射出了当时制陶工艺的熟练和审美思想的进步。舞蹈纹彩陶盆的整体画面，寥寥几笔把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画面中人物占有突出的地位，且神形通真。舞蹈纹彩陶盆是远古时代的一幅现实主义佳作，不仅用笔飞动流畅，线条奔放娴熟，而且构图极佳，人物的舞蹈动作描绘得十分正确，舞姿绰约，有强烈的动态和节律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令人百看不厌。 事实上类似的陶盆出土很多，但大都是几何图形，少数有鱼鸟的动物图形，这种画有人形的极为珍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娱乐方式。事实上直到现在，当地依然流行一种锅庄舞，大家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庆祝，载歌载舞，和这件铜器上的图案一模一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娱乐形式的千年传承。

 人面鱼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器，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是已发现的十件人面纹器物中最精美者，在半坡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宝贵，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材质为细泥红陶，高16.5厘米，口径为39.8厘米，敞口卷唇，口沿处绘有间断黑色彩带，内壁则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鱼纹彩陶盆是国家一级文物，被认为是仰韶彩陶工艺的代表作之一。 人面鱼纹彩陶盆最大的特点在于其鱼纹。仰韶文化的日用陶器上常彩绘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因而又被成为“彩陶文化”。 人面鱼纹的具体含义尚不明确，目前的主要观点有： 人面鱼纹象征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因为仰韶文化中带有人面、鱼、蛙等图案的彩陶盆多覆盖在婴儿瓮棺，而成人瓮棺葬与成人墓中未有这种彩陶盆发现，有观点认为人面鱼纹彩陶盆是埋葬儿童的葬具[9]，可能与远古人们的生死观有关； 人面鱼纹寓意仰韶文化的生育巫术，有祈求生殖繁盛的寓意，正也符合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殖祝福的含义； 有更深入的解读认为，人面鱼纹图案实为婴儿出生。人面为刚出生的婴儿，头顶的鱼鳍形装饰意为婴儿毛发，双耳外侧的小鱼也是生育巫术的反映，寓意婴儿一出生就能听到巫师的召唤，人面上部的尖顶与下部的图案指女性外生殖器，象征婴儿已经分娩。两组人面鱼纹间的两条大鱼则有鱼图腾崇拜、祈求繁衍子女等观点。根据考古发现，仰韶文化中婴儿夭折率较高，人面鱼纹也能与氏族部落渴望婴儿出生的心理印证； 人面鱼纹与原始巫觋文化有关，人面实为巫师，双耳两侧的小鱼实为束发器或者巫师专门佩戴的装饰，嘴部特征可能为面部化妆； 人鱼合体寓意鱼被充分神化，人面鱼纹是加以崇拜的图腾。人面鱼纹反映当时人们喜爱鲸面纹身，或常有这种类似的化妆式装饰； 人面鱼纹与部落生产相关； 人口衔鱼图案意为人们祈求在渔猎季节有更大的收获； 人面两侧的鱼指人在水中游泳捕鱼，网纹图形是某种捕鱼工具； 人面鱼纹为另一种人面鱼身纹的简化或雏形； 人面鱼纹实为月相图。仰韶文化出土的人面鱼纹图案中的人面额部的黑白情况共有五种，分别代指上弦月、望月、下弦月、晦朔不见、新月五种月相，例如人面鱼纹彩陶盆中，人面额部左侧全黑、右侧底部为黑色圆弧且其余全白指的是上弦月，因为上弦月出现在天穹右方。两组人面鱼纹间的大鱼鱼头的旋转方向表示月相循环。伴有鱼纹可能是因为当时人们对于月亮的知识来源于渔猎生活，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人们...

 红山文化女神像是一件出土于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物，是中国第一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之一， 现收藏于辽宁省考古研究所。 头像出土于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址主室西侧，像高22.5厘米，宽23.5厘米，与真人头部大小相当。质地为黄土掺草。因牛梁河遗址为典型的红山文化，故头像被称为红山文化女神像。 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牛河梁的女神庙。庙址由南、北两组建筑组成，其中北组为主体建筑，南北十八米余，东西宽近七米。墙壁经过彩绘，室内发现有大量的人物塑像碎块，有头、肩、手以及乳房等部位的残块，均属女性。头部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双眼镶嵌青色玉片。 以高高在上的女神庙及广场平台为中心，十几个积石大冢环列周围，并且都和远处的猪头形山峰相呼应，形成一个互为联系的祭祀建筑群。发掘工作限于局部，但女神庙已出土大量泥塑人像残块，可辨别出至少分属六个人像个体。其中最小的如真人一般大小，主室出土的大鼻大耳竟等于真人的三倍。泥塑人体上臂、手、乳房等，与泥塑禽兽残块以及采绘庙室建筑构件、墙壁残块等，无一不是杰出的艺术作品，而一尊较完整的人像头部，尤为雕塑佳作。头像结构合理，五官比例准确，表情生动逼真，她不仅是我国文明黎明时期艺术高峰的标志，也是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的五千年前用黄土塑造的的祖先形象，对中华文明起源史、原始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红山文化女神像，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物。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牛河梁的女神庙。庙址由南、北两组建筑组成，其中北组为主体建筑，南北十八米余，东西宽近七米。墙壁经过彩绘，室内发现有大量的人物塑像碎块，有头、肩、手以及乳房等部位的残块，均属女性。头部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双眼镶嵌青色玉片。玉质为地方墨玉，黑色中泛有棕黄、紫红等沁丝。女神裸体，五官清晰，双目橄榄形，凸硕，鼻额凸隆。鼻下与唇下琢双凹，以凸显唇与下颌。面目肃穆，双手曲抚于腹部，肥大的躯干，硕大的乳房以及宽臀大腹等特征醒目，这种姿势在红山文化石人雕像以及牛河梁发现的陶器女神像中有所体现。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女神被视为生命力和繁殖力的象征，在世界众多地区受到过广泛崇拜，且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丰乳、肥臀、鼓腹、粗腿等等。此件作品工艺特征比较明显，线条简练，恰当，无论肢体、五官，勾勒用的线条，似用薄片状工具，粘沙水反复碾磨而成，因此，线槽浅宽且光滑。凹槽内的横磨纹...

 玉琮王是1986年在浙江省余杭县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为礼器或财富象征，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玉琮之首，故称“玉琮王”。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这件玉琮呈黄白色，有规则的暗黄色瑕斑，纹饰繁复精致。形为方柱体，内圆外方，通高8.8厘米，上下端为圆面的射，射径17.1至17.6厘米，正中有对钻圆孔，孔径4.9厘米。重达6500克。 根据《周礼》和《说文解字》的记载，琮是一种玉制礼器，用来祭祀地神。良渚文化玉琮之内圆外方、中有圆孔的形制，可能是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 也是发现“玉琮王”后，刘斌和同事们才第一次认识到，早前认为良渚玉器上所谓的“兽面纹”，其实是一个头戴羽冠的神像，他还曾想，“神徽”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的人像会不会是“良渚王”，下面的图案则是古良渚人崇拜的神。“在玉琮的竖槽四面都雕刻着完整地神徽，线条非常细腻，就像现代的微雕技术。但在当时，是没有什么金属工具的。”刘斌感叹。 玉琮，后世又称“辋头”。其用途，一向以为就是“以黄琮礼地”的礼器。但自从良渚文化的玉琮大量出土后，这种战国秦汉间经师们的附会就不足为凭了，有的学者根据其造型和纹饰特征，推测其为巫师通天地敬鬼神的一种法器，带有强烈的原始巫术色彩。其具体使用方法还有待考证。玉琮在商周还常见，在战国两汉以后，就很少见了。其用途也被纳入儒家的礼仪系统中，成为礼器或葬器。 新石器时代发现较多的良渚玉琮，玉材为产于江浙一带的透闪石质玉石，质地不纯，以青色居多，部分黄色，土浸后呈雾状乳白色。除少数作圆筒状外，多制成规整的内圆外方形。琮体切割规整，中孔为管钻对穿而成，中接处常留有两层。玉琮的形体大小高低不一，一般早期矮，晚期高。琮身均饰有兽面纹，纹饰以四角线为中心，分成四组，随琮高低不同，以相同的纹饰分数组饰于琮上。部分玉琮在主体兽面纹外，用细阴纹刻细“神人”图形和云雷纹，阴线用利石刻划而成，线条坚挺。浙江杭州反山遗址出土的神兽纹玉琮为现今所见良渚文化中最大的玉琮，被称为琮王。 宋以后出现了仿古玉琮，但宋至明的仿品上多饰当时流行的纹饰。明末至清代的伪古玉，以仿商周素面矮体玉琮为多，也有仿良渚文化玉琮。清代乾隆时期仿古玉琮尤甚。因加工工具、习惯的不同，伪品多数显得圆滑有余而古意不足，熟旧的程度更难做得逼真。 经考证，玉琮距今4000至5000年，其功能与意义有： 一祭祀用的大礼器之一，它与玉璧、玉圭...

 河姆渡出土陶灶，于1977年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灶通长55厘米、口宽37厘米、通高25厘米，为夹砂灰陶。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灶身看起来像个倒置的大头盔,呈簸箕形,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架釜炊煮专用设备,而且此器型在河姆渡及其他遗址中均未发现,是世间独一无二的陶灶器型!陶灶的火门开口很大,略微上翘。外壁两侧各有一半环形大耳,便于提携搬动。内壁横附有三个如同支架一般的乳丁,两个分别位于左右两侧,与两耳连成一体,一个则位于后侧,用来承架陶釜。灶底有椭圆形圈足,有四个镂孔。 陶灶设计别致、结构科学,在使用时,灶底、灶壁与陶釜之间留有空隙,便于通风、散烟和控制火候,可在木结构房屋内使用,使得河姆渡人不再担心因刮风雨雪等天气的出现而吃不上熟食了。从口径大小来看,陶灶可供一家老小生火做饭使用。另有学者指出,这件陶灶应该是用于船上。灶的火门上翘,可以防止船体摇晃时灶火掉落到船上。圈足的四个镂空孔磨损严重,应该是用绳子将灶固定在船上所致。有了这种陶灶,以渔猎为主的河姆渡人可以长时间在水面停留,去更远的地方打鱼。 自古以来，中国在世界上是公认的“烹饪王国”，这是因为中国烹饪源远流长，技艺精湛。在古代汉语里，“烹”作“烧煮”之意。 河姆渡土“陶灶”属生活用炊具，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十分罕见。陶灶的出土，表明河姆渡人在炊具上的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以河姆渡土“陶灶”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单体可移动陶灶，为后世所继承，并发展出炉灶。而灶也成为中国人烹饪活动的中心，影响了几千年以来人们的饮食习惯和风俗，对促进烹煮饭食的繁荣发展，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河姆渡出土朱漆碗，于1977年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期文化层231号探方出土。材质为木质，碗口径10.6×9.2厘米、高5.7厘米、底径7.6×7.2厘米。外壁均有一层朱红色涂料（大部剥落），经鉴定为该涂料生漆。此发现说明在史前时期河姆渡先民已用天然漆装饰生活器具。朱漆碗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余姚市市河姆渡镇，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3000年。河姆渡文化在农业上以种植水稻为主。在其遗址第4层较大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这对于研究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而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河姆渡发现是为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稻穗纹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想象到，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1987年的发掘中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壳，据发掘报告说总量达到150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七千前的稻米。

下面解释几个中国的文化中广为流传的佛教词汇。 轮回 汉传佛教认为一切未解脱的有情众生都在天界、人道、阿修罗、畜生、饿鬼和地狱这六道里生死流转， 开悟 佛教的修行目的就是为了从轮回中解脱，指生命个体能够脱离世间生死轮回及其带来的各种苦，“从‘轮回’中‘涅槃’从而‘解脱’”是印度教、耆那教等印度诸宗教的共同概念，但具体内涵不同。 涅槃 佛教教义认为涅槃是将世间所有一切法的自体性都灭尽的状态，所以涅槃中永远没有生命中的种种烦恼、痛苦，二乘佛教的见解是从此不再受后有。 世界 所谓世界（梵语：lokadhatu）即世间。一个小世界里有一座须弥山，世界围绕须弥山而安立，周围有四大部洲和九山八海。须弥山下是地狱，往上及上部虚空是人间、欲界天、色界天。一千个小世界为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为大千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合称“三千大千世界”，并非说“三千个大千世界”，其中同时只有一尊佛陀出世。大乘佛教认为所有世界中有无数无量的佛陀在各自的三千大千世界中出世和度化众生。我们的世界叫娑婆世界，位于四大部洲中的南方赡部洲（又译为阎浮提洲），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中心，更具体一点即在佛陀成佛度众之地尼泊尔、印度一带为世界之中心。 天龙八部 佛教认为世界有诸天、地狱，与畜生、人等“物种”都属于六道众生。而有鬼神生活在诸天、人间、海洋、虚空中，作为护佑众生、护持佛法的护法鬼神，一般认为有八个部众，称为天龙八部。《天龙八部》是作家金庸的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金庸表示：“《天龙八部》部分表达了佛家的哲学思想，就是人生大多数是不幸的。佛家对人生比较悲观，人生都要受苦，不管活得怎样好，最后总要死，当然没办法。佛家思想对人生真谛有深刻的理解。” 参考资料： 佛教

 法名、法号为佛教徒的宗教称号。法名为出家人的名字，与俗名相对。法号义为教徒的称号，僧人可取，在俗居士也可取。 在大乘佛教中，佛教的信徒自谓佛弟子，义为佛的弟子；其中，佛教出家人也自谓佛子，义为佛的孩子。汉传佛教更是自东晋释道安法师起确立了以释迦牟尼佛之“释”字为姓氏的传统，僧人法名前均冠以“释”姓，如印光大师为释印光，越南一行禅师为释一行；但其他地区均无此俗，而以名表意。如达摩祖师的名“达摩”即是梵语dharma，“法”、“佛法”的意思，并不叫“释迦·达摩”。 汉地称为梵音、梵乐，因佛教诞生于印度文明区，所运用的音乐形式和乐器也是印度式的，它们随着佛教在全球一同传播，又与当地音乐相融合。如吹奏乐器印度唢呐（shehnai，源自古波斯）传入汉地，变成了今天的唢呐，等等。 原始佛教没有雕塑绘画的习惯，多以佛陀的脚印、法轮作为礼拜目标，意义更多的是表法。 阿育王时期，佛教雕塑渐多，对于各种故事的塑画表现也较常见。其中最负盛名的代表是希腊式的犍陀罗式样。随着佛教的全球传播，造像雕塑在各地都融合本地风格，发展出各自独特的审美。如缅甸佛像多用玉雕，形象饱满；泰傣地区喜欢用黄金，有贴金的习惯，佛像头顶的发髻尖耸；藏地形象注重线条的柔美和手持法器的象征表现，菩萨造像通常腰部较细，并发展出佛像唐卡；汉地的雕塑绘画受佛教影响有了较大进步和改良，从写意转变向更加注重写实，并发展出经变等美术形式，宋明后佛像面相饱满富态，耳垂较长，僧衣的褶皱生动。 佛教文学主要体现在佛经中。佛经有一般性的结构，如以“如是我闻”开头，以“流通分”结束；佛教文学里最贴近民俗的是寓言故事集《百喻经》。在佛教典籍的翻译上也能分出大致的脉络，汉语佛经即东汉至西晋，东晋至南北朝，隋代、唐代及宋代，这期间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为“四大译师”，为佛经汉译和汉语言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尤其是玄奘法师，提出“五种不翻”，成为一种标准。 汉传：汉传寺院一般有山门（有的供有哼哈二将）、天王殿、弥勒殿（供奉据传为弥勒菩萨化身的布袋和尚的造像）、大雄宝殿（主要供奉释迦牟尼佛，为汉地佛寺的主殿），有些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且安放亡人骨灰）、观音殿（供奉观音菩萨）、药师佛殿（供奉药师佛）、后殿（供释迦牟尼佛）、舍利塔、藏经阁、讲堂、钟楼和鼓楼等。 卒塔婆，原是印度式的土坟，也用于装藏佛舍利、经典等圣物。在中国简称塔，或称...

 佛教大约从汉朝开始从印度经西域传入汉地的。初期主要是引进并翻译佛经。随着佛教在汉地的不断传播和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诸多帝王大多崇信佛教，翻译了大量佛经，佛教徒和佛教学者的数量也空前增长；另一方面，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的影响，做出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改变。因此汉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思想和理论，汉地佛教宗派形成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隋唐时期是汉传佛教的鼎盛时期，各大宗派都已成立，发展颇具规模。但是由于佛教发展过程中本身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以及三武灭佛造成的四次法难，大量佛经典籍被毁，诸多宗派被严重削弱，无法重现昔日辉煌。但是只有禅宗和净土宗因为不立文字，学术性不强，以及较为自给自足的经济而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在法难之后更加繁荣，直到今天。 中国佛教主要有八个大乘宗派和两个被贬低为小乘的宗派（成实宗和俱舍宗）。其中大乘的八个宗派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今日亦有十三宗之说。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提到的宗有：大乘摄论宗、小乘俱舍宗、十地宗、三论宗、法华宗、涅槃宗、天台宗、法相宗（唯识宗、慈恩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禅宗等。季羡林认为律宗不能成为宗，净土宗没有自己的专有理论，也不能算宗；成实、俱舍都只能算是学派，不是宗派；三论宗后被天台、禅宗所吸收，不能独立成宗。能够成为宗派的只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和禅宗。以下分别简述。 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因创始人智𫖮常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其教义主要依据《妙法莲华经》，故亦也称法华宗。 祖庭浙江天台国清寺。 该宗的主要思想是实相和止观，以实相阐明理论，用止观指导实修。提出的理论包括：十如是，一念三千，一心三观等。该宗集合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之说，理论体系完备，对以后成立的各宗派多有影响。天台宗是属于中国文化吸收印度佛学之后，在中国佛教界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并有创新义理发展的新佛学理论体系。其创新的实相论立场，在隋唐之后成为中国佛教史内部理论辩证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讨论主题之一。其禅观修行法在禅修实践中也成为中国佛教界历代以来的重要法门之一。其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更是自其而后所有佛教理论研究者据以敲门入佛的理解大纲。 9世纪初，此宗传到日本，13世纪由日本天台本宗分出日莲宗。 三论宗 该宗是印度中观学派在汉地的传承。北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翻译了龙树的《中论》、《十二...

 惠能是佛教禅宗从达摩传下来的第六世祖。 惠能父亲早亡，家境贫穷以卖柴为生，不识一字。一次，惠能在客店卖柴后听到有人读诵《金刚经》，心下即便开悟，问经从何来，念诵者告诉他从黄梅山东禅寺来，该处有五祖弘忍弘法，猊下高足一千余人。有一人资助惠能银两，惠能尽数交给老母亲，于是前往黄梅拜谒五祖。五祖知道惠能根性大利，派他在厨房做工。惠能八月有余，只是“舂米，破柴”，未曾上过一次正殿，听过一次法会。 其时弘忍有意传法，命弟子作偈以呈，以检验他们的修为。神秀上座呈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告诉大家应照着这个偈修习，能得大利益。但是私下里，他告诉神秀，并未开悟，再呈一偈。 惠能听后亦诵一偈，请人代劳题于壁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大众皆惊，弘忍见后，告诉大家并未开悟，将偈子擦干净。后来，五祖于三更招惠能秘授《金刚经》，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彻大悟。五祖于是传衣钵，定为传人。并且嘱咐六祖坐船南下，等时机成熟后再弘法，衣钵就到你为止不要再传了。 后来惠能隐蔽十五年，才在广州法性寺，由印宗剃度，开始弘法。猊座之下四十三人开悟，禅宗开枝散叶，形成五宗七派的辉煌时期。 惠能归岭南后，于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正月初八到广州法性寺。印宗法师在该寺内讲《涅槃经》之际，“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争论不休，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印宗闻之竦然若惊。知惠能得黄梅弘忍真传，遂拜为师，并为之剃度。 惠能到曹溪宝林寺（今广东韶关南华寺），在此弘法长达37年之久，弘扬禅宗，主张“顿悟”，影响华南诸宗派，是为曹溪禅，人称“南宗”。当时，六祖惠能的同门师兄神秀，主张“渐悟”，在华北势力颇盛，有“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之尊号，号称“北宗”。 唐玄宗开元二年（730年），在河南滑台（今滑县）的无遮大会上，惠能弟子荷泽神会辩倒了神秀门人崇远、普寂，使得“南宗”成为中国禅宗正统。 延和元年（712年）惠能回至新州，命门人建报恩塔。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圆寂于新州国恩寺，世寿七十六，唐宪宗时，因广州刺史马摠上书请谥，宪宗追谥“大鉴禅师”。[28]惠能圆寂后，其真身不坏，被运回韶州（今广东韶关）曹溪，其门人裹综涂漆，保持其生前形像。其真身塑像至今还保存在南华寺，供奉在六祖殿中。

 古印度河流域迦毗罗卫国的王室太子悉达多·乔答摩出生于蓝毗尼（Lumbini，意为“可爱的”， 现今尼泊尔和印度边界间尼泊尔境内）。这里作为佛教圣地，1997年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悉达多·乔答摩甫一诞生，就被阿私陀仙人等八个婆罗门用神通观见并预言将成为一代转轮圣王，或者出家成道为最尊贵的悟道者。他的父王为了避免他出家，在王城中驱逐一切可以看见的痛苦、丑陋的事物，而留下欲乐、美好的事物。然而悉达多终究出游见到了老人、病人、死人，察觉到人世无常，又见到修行的沙门庄严相好， 出游见到了老人、病人、死人，察觉到人世无常，又见到修行的沙门庄严相好，便决定放弃王室继承人身份和尊贵生活，出家禅修悟道。最终于35岁时在毕钵罗树（后被信徒尊为菩提树）下得无上正等正觉而成佛，号称释迦牟尼佛。 这处菩提树所在的圣地菩提伽耶，位于印度巴特那城南150公里处，由寺和塔组成。 菩提伽耶的摩诃菩提寺2002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菩提伽耶金刚宝座塔的主塔高约50米，形如金字塔，塔西侧是著名的大菩提树，据说佛陀即在此树下得道成佛，故受到佛教徒敬仰，其枝也曾多次被折，代表佛陀送往世界各地的佛寺供养，繁衍滋生。原树已在1870年被大风刮倒，现在的树据说是原树的“曾孙”。现树下立有红砂石板金刚座，以指示佛陀成道处和表示佛的智慧。 释迦牟尼在菩提伽耶觉悟成佛后，来到鹿野苑，找到了原来的五位侍者，为其讲演四圣谛，他们五位因此有所证悟，随即出家为五比丘僧。鹿野苑位于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以北约10公里处。 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对鹿野苑有这样的记载：至鹿野伽蓝。台观连云长廊四合。僧徒一千五百人。学小乘正量部。大院内有精舍。高百余尺。石阶砖龛层级百数。皆隐起黄金佛像。室中有鋀石佛像。量等如来身作转法轮状。精舍东南有石窣堵波。无忧王所建。高百余尺。前有石柱。高七十余尺。是佛初转法轮处。 鹿野苑的所有建筑被突厥人破坏殆尽，但答枚克佛塔（Dhamekh Stupa）却在废墟中保存了下来，塔高达39米，直径达28余米，属留存极少的阿育王时期建筑。牟拉甘陀库底精舍的废墟中标有佛陀在头一个雨季中的驻锡地，在这东面，就是1931年新建的根本香室精舍（Mulagandhakuti Vihara），那里有精美的壁画，介绍佛陀的生平，再后则是鹿园，仍有鹿群在那里生活。阿育王石柱以前虽然被破坏过，但...

 佛教出现前的远古印度社会，婆罗门教信奉神灵——即三大主神：创造万有的梵天（Brahmā）、保护神毗湿奴（Viṣhṇu）以及破坏、再生和舞蹈神湿婆（Śiva），认为祂们主宰一切，通过对这些神灵进行祈祷，就可以获得现世的种种好处，于是渐渐出现各种祭祀，以及对各种神灵的赞咏，书写记录成为四种《吠陀》。 婆罗门教认为古印度社会所有种姓都由梵天身体所生；婆罗门由头部或嘴部生成，故地位最高；刹帝利由双臂生成，地位次于婆罗门；以此类推。由于种族等级森严，社会分工、文化教育等的长期巨大差异，古印度社会渐渐分化成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以及首陀罗等四种非常不平等的阶级，实际上是一套血统论社会等级制度，称为种姓制度。其中婆罗门主要从事祭祀，刹帝利世袭军政，吠舍经营工农商手工业等，首陀罗则为贫穷的自由民，从事更为低贱的职业。除此之外还有在四种姓外的“贱民”阶层，地位更低，被称为“不可接触者”。根据唐代玄奘法师的名著《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技能伎数，禁咒医方。” 种姓制度带来的诸多不幸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现状革新的思潮，史称“沙门新思潮”（梵文：śramaṇa）。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印度社会生产力上升，足够支撑大量出家沙门不事生产，思考和追求宇宙真理，这些沙门由俗家民众供养饮食和用具；同时印度处在热带环境，蔬果较多且四季常有，容易取得，也为沙门的饮食提供了便利和保障。在这种条件下，“沙门新思潮”得以迅速发展，出现了各种非婆罗门思想。其中就包含了宗教改革的佛教（英语：Buddhism）。 古印度河流域迦毗罗卫国的王室太子悉达多·乔答摩， 放弃王室继承人身份和尊贵生活，出家禅修悟道。最终于35岁时在毕钵罗树（后被信徒尊为菩提树）下得无上正等正觉而成佛，号称释迦牟尼佛。佛陀认为众生平等，反对种姓制度，毫不吝啬地向社会各阶层和各身份的人宣讲妙法。他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四处游行，招收了许多弟子，佛教影响逐渐扩张。佛陀在80岁的高龄时逝世（佛教称之为无余涅槃）。 佛教经历史发展，通过南、北两条传播途径，现代存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北传大乘佛教两条支脉，其中大乘佛教又分为显宗（汉传佛教的主要内容）和密宗（藏传佛教的主要内容），故也有上座部、汉传佛教（大乘）、藏传佛教（金刚乘）三分法；南传主要...

 糖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其实指的东西不同，比如在生活着，一般觉得糖是甜的，甜的一般都是因为含有糖。我们这里从糖的化学定义说起。糖类，（Carbohydrate）又称碳水化合物。一般由碳、氢与氧三种元素所组成，广布于自然界。为什么叫做“碳水化合物”，其由来是根据生物化学家先前发现一类物质可写成经验分子式：Cn(H2O)n，其氢与氧元素的比例始终为2:1，故以为糖类是碳和水的化合物；但后来的发现证明了许多糖类并不符合上述分子式，如：鼠李糖（C6H12O5）；而有些物质符合上述分子式却不是糖类，如甲醛（CH2O）等。但是现在，生物化学理解上的糖类是指除了碳数不为一和二的“碳水化合物。在食品科学和其他非正式的场合中，碳水化合物通常是指：富有淀粉（如五谷类、面包或面食）或简单的糖类的食物（如食糖）。糖类为人体之重要的营养素，主要分成三大类：单糖、双糖和多糖。在一般情况下，单糖和双糖是较小的（低分子量）的碳水化合物，通常称为糖。例如，葡萄糖是单糖，蔗糖和乳糖是双糖。 从历史来看，在先秦古籍中出现了飴字。到了汉代，陆续出现了餳、餹等字。飴、指软糖，餳、餹指硬糖。飴读为yí，餳xíng，餹读为táng（餳多音字亦有táng的读音）。在六朝时才出现“糖”字。中国蔗糖的制造始于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之间的一个时代。醣字始见于民国，为化学翻译而造，在中国大陆的汉字简化过程中被归并简化为糖。 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糖法出西域，唐太宗始遣人传其法入中国，以蔗准过樟木槽取而分成清者，为蔗饧。凝结有沙者为沙糖，漆瓮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为石蜜、为糖霜、为冰糖。” 醣字始见于民国，为化学翻译而造，在中国大陆的汉字简化过程中被归并简化为糖。 糖类里面的“糖”与一般所称的“糖”不同，日常所称“糖”是指食糖，泛指具有甜味的可溶于水的有机化合物晶体，如葡萄糖、麦芽糖及最主要的蔗糖，而糖类包括所有单糖、双糖及多糖，并不仅指含有甜味的物质。 单糖因无法水解为更小的碳水化合物，因此是糖类中最小的分子。未修饰过的单糖化学式可表达为：(C·H2O)n，因其都是碳和水分子的倍数而称为：“碳水化合物” 单糖是新陈代谢中的主要燃料，能提供能量（当中以葡萄糖最主）。单糖未需即时使用的话，细胞会先将其转换成较省空间的形式，通常为多糖。在包括人类的许多动物中，这种储存方式是糖原，特别在肝脏及肌肉细胞。在植物中，则储存成淀粉。 ...

我不是基督徒，来美国之前对基督教也理解甚少，来美国以后才发现基督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宗教，他们的教堂和活动方式都不太一样，这里简单记录一下他们的区别。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狭义的基督教特指新教。 从历史来看比较容易看清楚他们的区别。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发生，不合的两派分裂为公教（在中国称天主教）和正教（在中国称东正教）。天主教以罗马教廷为中心，教导权主要于教宗与大公会议；东正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教会最高权力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1517年10月31日，奥斯定会的修士马丁·路德张贴了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传统派被称为大公教会，中文又称天主教，改革派被称为新教，中文又称基督教（狭义用法）。同时期的著名改革家还有加尔文等。他们强调因信称义，强调圣经的权威，否认罗马教会和教宗的权柄。因信称义指的是一个罪人得拯救是因为他信基督，而不是靠赖个人的行为。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认为人要蒙恩得救除信基督外，亦必须加上足够的善功补赎，比如花钱买赎罪券。中国也有类似积德行善，或者向寺庙布施的传统。他们的教堂区别也比较大，以美国为例，天主教堂一般比较精美宏大，内有塑像，新教的教堂一般比较简单朴素，里面没有塑像只有一个十字架。 下面主要来谈谈新教内部六大主流宗派：         A。路德宗(信义宗)         B。改革宗(归正宗，长老宗，长老会)         C。安立甘宗(圣公宗，圣公会)         D。公理宗         E。浸礼宗(浸信会)         F。卫斯理宗(循道宗，卫理公会) 路德宗(Lutheranism)是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团体之统称，因其教义核心为“唯信称义”，故又称信义宗，该宗派的主要持点如下：          (一)“唯信称义”。主张人们唯有对基督的真正信仰，才能成为义人，即无罪的、得救的、高尚的、得永生之人，仅凭遵守教规、道德戒律和外在善功并不能达到正果。人只有具备了纯正的信仰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大烟山国家公园（Great Smoky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在美国之外毫无名气，即使来美国旅游过多次的中国人估计也没有几个来过大烟山。但其实它常年都是美国访问量最大的国家公园，而且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公园，比如著名的大峡谷国家公园（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和黄石国家公园的访问量（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加起来都没有它多。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美国东西海岸的休闲度假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美国东海岸的十三州作为美国创始地，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但是没有什么像样的国家公园，甚至连个标志性景点都没有，拍张照片都看不出是哪里拍的。从矮子里面拔高的， 大烟山国家公园就脱颖而出了。所以如果从中国来美国旅游，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大烟山国家公园是完全不值得去的，当然我也见过从中国来走完Appalachian Trail 全程的，这是个例，不在此列。所以美国人都是来这里度假，而不是旅游，这里完全没有旅行团。 作为北美人流量最大的国家公园，大烟山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多年的巨大流量已经把这里琢磨的360度无死角。不论你是那类人，在这里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打发时间方式。如果你向往鸟语花香贴近自然的生活，但是又不喜欢费力流汗，风吹日晒，可以租个小木屋，享受一段室外桃源的生活。如果你喜欢徒步等户外项目，公园里有大量的历史遗迹，瀑布，小径等着你探寻。如果你喜欢热闹，这里的Gatlinberg和Pigeon forge给你提供了各种你能想到娱乐项目，成为土味游乐园的万园之园。 我自驾带全家来这里租一个小木屋，呆了三个整天，希望我的分享能帮到你未来的计划。 首先来说住宿的选择，主要有三类： 1. 你可以选择镇上的酒店和旅馆，这是很多人的常规选择。优点是价格适中，住宿体验稳定可以预期，因为就在镇上，吃饭和游乐都很方便。一方面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值疫情中，这种中央空调的房子不是太安全，另一方面是我们希望体验不同度假乐趣，所以没有选择酒店。 2. 另一个选择是在宿营地宿营，这里除了国家公园外，在南边的的切诺基印第安人保留地也有很多的宿营地，可以房车，可以帐篷。优点是贴近自然，价格便宜。这里有大量的盘山路，房车虽然可以通行，但是对车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个人的体验是，房车适合西海岸国家公园那种辽阔的平地，在东海...

 考古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英文叫archeology。不过近些年的收藏热加上鬼吹灯之类的盗墓文学的兴起，在很多普通的老百姓眼中考古就是官方的盗墓行为。后面我们会谈谈考古和盗墓的区别，也帮助大家理解什么是考古。中国古代是没有现代考古的概念的，虽然考古这个词出现的很早，但是含义和今天大不相同，当时考古指的是考证古文字，包括青铜器上的铭文和石刻上的文字。所以这门学问当时不叫考古，叫做金石学，参与者主要是一些有钱有闲的文化人或者官员，他们主要做的是书案上的研究，并不会去做田野考古的工作，更不会去盗墓，那些事情实在是有辱斯文。宋代因为经济文化的繁荣，诞生了最早的金石学。现存最早的研究金石铭刻的著作是欧阳修的《集古录》，成于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现存最早古器物图录是吕大临的《考古图》，成于元佑七年（1092年），收商周、秦汉时期的铜、石、玉224件，包括图形、款识。另外两本比较有名的著作是《宣和博古图》和《金石录》。《宣和博古图》是宋代王黼所著的金石学著作。由宋徽宗敕撰，成于宣和五年（1123）之后。该书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 件。《金石录》由赵明诚和他的妻子李清照合著，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其他几个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吕大临是谁呢？吕大临曾拜宋代大儒二程为师，即程颢和程颐，这个拜师可不容易，听听程门立雪的故事就知道了。可惜，蓝田吕氏家族世代为官，祖庙居然被后世自家子孙盗了。故事细节可以听听马未都讲的（ youtube link ）。 在西方，Ciriaco Pizzecolli（1391年－1453年）多次走遍地中海地区记录了很多建筑和古物，被尊为考古学之父。不过由于宗教等原因，当时大部分人认为人类只有几千年的历史。现代考古学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得益于地质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的历史远远不止几千年。在1836年，创建了丹麦国立博物馆的丹麦历史学家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出版了《斯堪第那维亚古物指南》（A Ledetraad til Nordisk Oldkyndighed）。其中他提议将欧洲史前史区分为三年代系统，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是依据人类使用的材料。这三个概念，往往被认为是现代考古学的基石。 中国的现代考古学起源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代表人物李济被成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是我的...

 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原本取材于迪士尼乐园的一处海盗主题景点，本身并没有精彩的小说作为其背景支撑，加上最近几十年海盗主题电影票房都不太好，所以其拍摄前并不为人所看好。不过这个系列票房的连续大卖使其不但成为Johnny Depp的翻身之作，而且编织了一个庞大的海盗故事世界，吸引了一大票粉丝。不过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我们并不熟悉影片背后的海盗文化和相关的地理历史知识，在这里我根据我的理解补充一二，帮助大家更好的欣赏这部电影。 首先说一下海盗文化，在东西方对于海盗的看法差异巨大。中国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海洋文化并不发达，而且海盗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形象。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海盗就是倭寇了，即使所谓倭寇从上到下实际上大部分是中国人，但是中国的历史书也习惯称之为倭寇，仿佛这样就能把海盗这个负面形象和天朝上国切割干净，即使对于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也很少提及他的海军是哪里来的。相比之下，英美文化中的海盗形象就正面的多了，最有名的有维京海盗和加勒比海盗。这些文化的浸润是从小开始的，我儿子小学每年专门就有一天是海盗日，鼓励孩子们打扮成海盗去上学。在各种海盗文艺作品中，海盗的形象大体上是独眼，瘸腿，手上是金属钩子，肮脏，粗野，其实不怎么美好，即使在海盗的黄金岁月，海盗也是重罪，被抓住也都是要绞死的。为什么欧美比较能接受海盗的文化呢？我自己觉得海盗文化的关键词是自由和平等，和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想其实是暗合的。自由比较好理解，海盗们作为法律世界之外的游民，不受约束，不用朝九晚五的坐班，想抢谁，什么时候抢，完全自己说了算，甚至能杀掉不服从的俘虏。平等是大家不太熟悉的，其实海盗内部是非常平等的，船长是大家选出来的，如果你不得人心，船员就会暴动夺权选举新的船长，就像电影里的杰克船长一样，抢来的东西，船长分配比一般的船员多不了多少，一般不超过两倍。重大决策都是大家投票决定。这些在Bartholomew Roberts 的《海盗法典》（Pirate Code）中都有体现。英美基于于海洋文化，所以他们会某种程度上美化海盗，就像中国植根于大陆文化，我们也会美化陆地上的强盗，比如《水浒传》中的梁山伯好汉，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在IT行业，海盗文化更为流行，在苹果公司庆祝40周年的时候甚至在总部前面升起了海盗旗，这也是当年乔布斯在打造mac团队是鼓励的文化。因为其实IT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