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历史
佛教出现前的远古印度社会，婆罗门教信奉神灵——即三大主神：创造万有的梵天（Brahmā）、保护神毗湿奴（Viṣhṇu）以及破坏、再生和舞蹈神湿婆（Śiva），认为祂们主宰一切，通过对这些神灵进行祈祷，就可以获得现世的种种好处，于是渐渐出现各种祭祀，以及对各种神灵的赞咏，书写记录成为四种《吠陀》。
婆罗门教认为古印度社会所有种姓都由梵天身体所生；婆罗门由头部或嘴部生成，故地位最高；刹帝利由双臂生成，地位次于婆罗门；以此类推。由于种族等级森严，社会分工、文化教育等的长期巨大差异，古印度社会渐渐分化成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以及首陀罗等四种非常不平等的阶级，实际上是一套血统论社会等级制度，称为种姓制度。其中婆罗门主要从事祭祀，刹帝利世袭军政，吠舍经营工农商手工业等，首陀罗则为贫穷的自由民，从事更为低贱的职业。除此之外还有在四种姓外的“贱民”阶层，地位更低，被称为“不可接触者”。根据唐代玄奘法师的名著《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技能伎数，禁咒医方。”
种姓制度带来的诸多不幸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现状革新的思潮，史称“沙门新思潮”（梵文：śramaṇa）。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印度社会生产力上升，足够支撑大量出家沙门不事生产，思考和追求宇宙真理，这些沙门由俗家民众供养饮食和用具；同时印度处在热带环境，蔬果较多且四季常有，容易取得，也为沙门的饮食提供了便利和保障。在这种条件下，“沙门新思潮”得以迅速发展，出现了各种非婆罗门思想。其中就包含了宗教改革的佛教（英语：Buddhism）。
古印度河流域迦毗罗卫国的王室太子悉达多·乔答摩， 放弃王室继承人身份和尊贵生活，出家禅修悟道。最终于35岁时在毕钵罗树（后被信徒尊为菩提树）下得无上正等正觉而成佛，号称释迦牟尼佛。佛陀认为众生平等，反对种姓制度，毫不吝啬地向社会各阶层和各身份的人宣讲妙法。他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四处游行，招收了许多弟子，佛教影响逐渐扩张。佛陀在80岁的高龄时逝世（佛教称之为无余涅槃）。
佛教经历史发展，通过南、北两条传播途径，现代存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北传大乘佛教两条支脉，其中大乘佛教又分为显宗（汉传佛教的主要内容）和密宗（藏传佛教的主要内容），故也有上座部、汉传佛教（大乘）、藏传佛教（金刚乘）三分法；南传主要为以声闻乘阿罗汉果为最高圣位，北传则追求在未来世成佛，皆称为涅槃。创教者为释迦牟尼佛，一般尊称其为“佛陀”，“佛陀”义为觉者、觉悟者，广义上也包含三世诸佛。佛教的本意是佛陀的教育，而不是指拜神佛的宗教，比起其他宗教教义更像是一种哲理，这是由于最原始的佛教概念中，没有明确指出神明的定义，甚至反对迷信。“佛法”一言以蔽之，即“痛苦来自欲望”，佛教徒即为“相信这条法则的人”，佛教“最高原则”是“痛苦确实存在，我该如何逃离？”现有佛教的诸佛菩萨均是由后来的教派发展而成。
传说佛陀般涅槃三个月后，五百位阿罗汉举行第一次结集，由优波离诵出律藏，阿难诵出经藏，以口头传诵的方式流传。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论藏是在部派分裂后才逐步完善建立。不过佛陀的时代可能已经有作为阿毗达摩雏型的论母(mātŗkā)出现。大乘佛教将兴起之前的传统佛教教义视为只求自身救度的小乘佛教。不过，没有自称为“小乘”的佛教教团，“小乘”是大乘佛教对于其他佛教宗派的教义加以优劣判定的称呼，其所破斥的对象尤指毗婆沙师。由于“小乘”一词含有贬谪或宗派教义优劣判定的意义在，故学术界已渐渐不用此词。大乘佛教在教典上遵奉阿含经及大乘经，教理求自利利他，圆满成佛，分为中观学派和唯识学派（或认为有如来藏学派）。其教义是以三皈五戒十善、四圣谛、十二因缘为基础，进学六度波罗蜜，以成佛为终极目标而修行菩萨道。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新莽时和东汉前期时由印度经西域传入的。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秦景宪）出使大月氏，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佛教经典，汉史书称之为“浮屠经”，但未受到皇室信奉。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飞于大殿，大臣傅毅告诉他是“佛”，于是他派蔡愔等人去天竺，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将自己避暑的行宫改为精舍让僧人入住，翻译《四十二章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
南朝自晋朝衣冠南渡，大量僧侣也随来传法，佛法兴盛一直到陈朝，最有名的就是净土宗、天台宗也是在南朝发展起来，历代皇帝大力建造佛寺，供养僧侣。南梁王朝梁武帝萧衍提倡尊崇佛教，并曾多次舍身出家，除了自身奉佛，梁武帝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在梁武帝发表《断酒肉文》前汉传佛教“律中无有断肉法”，梁武帝认为所有佛教僧侣都应该遵守大乘《大般涅槃经》不吃肉规定，因此颁布《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开启了汉传佛教素食的传统，之后汉传佛教僧团开始遵守梵网经菩萨戒不吃肉。
公元833年，杜牧被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牛僧孺是“牛李党争”中牛党的代表人物。838年，杜牧入宣徽观察使崔郸的幕府，担任宣州团练判官，他由宣州去拜访牛僧孺时，有感而发创作了《江南春》这一诗作。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讲的就是这段时间佛教兴盛的景象。看起来有点像赞颂佛教，其实另有深意。安史之乱后，自唐代宗开始就崇信佛教，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佛教享有特权，寺庙的土地可以免税，佛教僧人可以免除徭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多农民将土地“送给”寺院，缴纳一定的税额差给寺庙，剃度出家也可以免除劳役，寺庙经济蓬勃发展。几十年下来之后，大量的土地和人员依附到寺庙中，各地的建立的寺庙鳞次栉比，寺庙发展影响到了国家的赋税和劳役，已经触及到唐王朝的底线。很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个问题，819年大文学家韩愈上奏了《谏迎佛骨》的奏折，被贬往地方，差点身死，于是大家只能隐晦的提及。这一诗句中的讲到的是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皇帝们都崇信佛教，不过最终都消亡了的历史典故，王朝短命，佛也没有解救这些王朝。南梁梁武帝曾经四次将自己舍身寺庙，让大臣将自己赎回来，其中有一次花费了一亿钱，却最终被饿死。
840年，唐武宗李炎（840-846年在位）即位，他宠信道教，开始“灭佛”运动，历史上称会昌毁佛，佛教称作“会昌法难”。其实唐武宗“灭佛”是基于唐王朝的大局出发，释放佛教寺庙的土地和一大批佛教僧侣，为王朝带来足够的赋税和劳役人员，缓解唐王朝面临的危机局面。唐武宗灭佛的成果如下：
1.拆毁寺庙：4600余座；
2.拆毁兰若（私立寺庙，未经国家批准）：40000多座；
3.没收寺庙土地：数千万亩；
4.释放寺院奴婢：150000多人；
5.强迫还俗僧侣：260500多人；
6.释放依附寺庙的良人：50多万；
7.寺庙中的金银上交国家，铁器用来制作农具，铜器、铜像等铜制品用来铸造钱币。
这是世俗地主阶层和佛教寺院地主阶层的一次总对决，唐王朝在毁佛中受益颇丰。中国历史上对于各种宗教相对宽容，但是一旦危及国家统治，动起手来绝不手软。中国封建历史上历次灭佛运动原因都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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